冯骥才：我的灵魂跟天津是相通的

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人生不源于兴趣

而是命运的驱使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8月11日公布，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获短篇小说奖。很多人问起冯骥才有什么感受，他说：“有一种重新找到读者的感觉。”采访当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客厅里，冯骥才先生仍然强调了这种感受：“对于我来说，找到读者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写作是跟读者说话，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文字。读者的反应就是给你的反馈。”在长达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述说中，冯骥才先生由始至终都呈现出一位扎根天津，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

冯骥才年轻时经历十分丰富，他曾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当过工厂工人和业务员。他的写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我相信真正的文学都不源于兴趣，而是来自命运的驱使。”那时候他写了十万字甚至更多，没有一篇发表过，然而却成为他此后步入文学最重要的一步。

生于天津，自然而然开始写天津。处女作是与李定兴合作的《义和拳》，茅盾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冯骥才还是“文革”后第一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随后是独自创作的《神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以《铺花的歧路》《雾中人》等作品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曾回忆：“那期间每出版一本带着油墨芳香的新作，都带给自己一种新的振奋与激励。每一篇作品出来，都会收到数百上千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面所致。”其后冯骥才的小说创作裂变成两个方向，一是沿着“伤痕文学”走向更深的社会与历史的反思，二是以《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为主的实验小说，包括《神鞭》《三寸金莲》等。

上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已告终结，冯骥才一度回归绘画，在画坛以“新文人画”的姿态出现，到各地办画展，却无意中得知大江南北的历史文化遗存正在受到极大冲击。在上海美术馆办画展期间，他随几位好友造访周庄，听说当年柳亚子进行南社活动的小房子──迷楼很快要拆了，当即决定卖掉展出的作品《落日故人情》，用来拯救迷楼。这是他第一次为文化抢救卖画。

1994年到1995年，天津老城拆除，无奈之下冯骥才组织摄影家、历史学者实地拍摄、考察，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画册，为老天津人留下了最后的念想。继而又对旧租界和老城之外本土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文化调查。

新世纪初，冯骥才发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开始对濒临消失的古村落进行抢救与保护。工作重心转移，小说创作基本停止，非小说类的文学写作却坚持下来。他解释说：“一方面是从田野抢救中得来的心灵感受，无法转化为小说，便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海外的文化游记，也让我非常痴迷。在新世纪，我的笔更多用于为保护濒危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呼吁，也采写了大量文化档案。”

2001年，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成立，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研究院大楼建成于2005年，由周恺设计，这位现代建筑大师有些顾虑，他的设计是否能契合冯骥才的传统人文格调，冯骥才让他放心，“越现代越好，将来我会在屋子里放好多古代的艺术品。”大楼盖好以后，桌椅板凳都没有，有人送来两个马槽，冯骥才把盖子拆掉，铺几个垫子摆在那儿。正好余秋雨来天津看他，两个人坐在马槽上，拍了一张合影。冯骥才把小白楼“大树画馆”里的艺术品全搬了进来，屋里屋外、楼上楼下每个角落都变得满满当当，又把自己的藏书也搬过来，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在他看来，常常与艺术品和书籍亲近的人，气质也会受影响，这对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尽管已年逾七旬，但冯骥才给人的感觉仍是“年富力强”。他始终保持勤奋的思维状态，不停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个研究院有四个教研室──文学研究室、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我们吸收了理工科大学的教育方法，建立工作基地，老师带着学生做文化调查，做研究，做数据库，我安排好时间，跟不同的研究生谈一些问题，所以只要在天津，我每天都来学院。”

最近两三年，冯骥才终于回归文学，开始写小说和非虚构文学。“随着年纪增大，下田野的时间少了，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才重新把小说拾起来。《俗世奇人》正是我返回文学后的第一本小说集。”他始终认为，“文学来自命运的驱使”，现在，他又回到了文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