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叶嘉莹：“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莲心留下来”

1939年的秋天，北平城内一座四合院的后花园里，一个15岁的少女，看着一只将死的蝴蝶，若有所思地吟道：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几十年后有人问她，怎么你十几岁就写出那样意境孤寂清冷的诗？她想想也觉奇怪，“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我写了那样的诗。”

淤泥不染清——叶嘉莹本是蒙古裔旗人后代，与清初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同宗。清亡后，家族取祖居地“叶赫”的首字改姓叶。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祖父不愿意让她抛头露面去外面上学，于是请叶嘉莹的姨母来做家庭教师，还让叶嘉莹的伯父教她念诗、写诗。对于这样的安排，祖父的理由是：“可以学新知识，但得尊旧道德”。叶嘉莹的开蒙读物是《论语》，那时她并不能全然领会书中的精义，只是依照要求努力背诵。不过这种看似笨拙的教育方式，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叶嘉莹后来回忆道。“背下来就很奇怪了，在我的一生里，每当碰到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脑子里就常常无形中跳出一些‘论语’来，就会受它的影响。”

1937年，北平沦陷，叶嘉莹的父亲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后方。与父亲断了联系的她和母亲、弟弟四处避难，靠混合面充饥度日——那是种日伪时期供应的、酸酸臭臭、干燥粗粝、难以下咽的粮食。关于那段时光，叶嘉莹说：“物质生活的艰苦我是可以坦然面对的，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精神感情方面的苦痛。”她说的精神上的苦痛，是指母亲的去世。就在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时，母亲的腹中长了肿瘤，舅舅带其去天津看病，但母亲不放心他们姐弟俩，执意早早返回，结果在返程的火车上撒手人寰。那是叶嘉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她写下“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八首哭母诗句句带泪，深藏叶嘉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幸好，诗词之于叶嘉莹恰似一剂治愈良方，彼时的辅仁大学有一批才华横溢、治学严谨的老师，其中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是顾随先生。顾先生的课 “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这样的讲法使叶嘉莹眼界大开：“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看到门窗开启，见明朗天空，辨万物形态。”在跟随顾先生学习的六年时间里，每次上课她都专心记笔记，由此积累了八本听讲记录。这些手稿跟随她辗转漂泊几十年，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丢弃。顾随也很欣赏自己这个学生，在毕业前夕，他对叶嘉莹说：“假使我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诗词是可以滋养人的，但作为一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叶嘉莹的感情生活却十分贫瘠。2016年在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叶嘉莹说自己这一生都没有体会过真正的爱情。她的小女儿也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叶嘉莹与丈夫赵钟荪相识于一次同学聚会上。抗战胜利后，两人南下在上海结婚。临行前，顾随先生赠诗惜别：“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但那场草率而又失败的婚姻，是双方都始料不及的。1948年，由于赵钟荪当时在国民政府海军部门工作，他们跟随败军离开南京，就此开始了在台湾的动荡生活。

那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叶嘉莹的小书桌只能放在走廊中，椅子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走廊。更糟糕的是，去台不久，赵钟荪因被怀疑是“匪谍”而被抓了起来。第二年，叶嘉莹与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进警察局。虽然不久后她就被放了出来，但此时世间已没有一寸她的栖身之所，她只好去投奔丈夫的姐姐。但姐姐家也很困难，只有两间小卧室，姐姐和姐夫住一间，两个孩子跟奶奶住另一间。于是叶嘉莹带着吃奶的女儿只好在走廊里打地铺，她是个不愿麻烦别人的人，每天都是等到姐姐一家都入睡了，才带着女儿睡下。第二天又很早就起来，赶在别人起床前，把铺盖收拾干净。到了中午，她怕孩子吵到别人午休，就抱着女儿去远处的树荫下徘徊乘凉。这年，她不过25岁。

25岁的叶嘉莹曾写下五言律诗《转蓬》描述当时的情景：“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后来经师友举荐，她同时在淡江、辅仁、台大三所大学任教，苦苦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庭。但意料不到的是，经过几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的赵钟荪性情大变，常常无故大吵大闹。小女儿刚出生赵钟荪一看是女孩，直接摔门就走。这让已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叶嘉莹更加身心俱疲。为此，她常噩梦连连，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这时，又是诗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当头棒喝。“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告诫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要宽容忍让。而她这一忍，就是一辈子。

莲实有心应不死——1954年，叶嘉莹进入台湾大学执教，得以重回她最爱的古典诗词世界。当时，为了教学、也为了调解台湾旧体诗人与现代诗人之间的争论，她利用暑假编写了《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在那个没有复印机、打字机的年代，她顶着酷暑，每天挤公共汽车去查书。叶嘉莹一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地跑，去找那些善本，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在诗词的海洋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1969年，叶嘉莹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这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因为必须用英文去讲古诗词，她每晚查着英文字典备课到凌晨两点。叶嘉莹的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玫仪曾说：当时老师每天早上准备两个三明治、两个加州橙带到图书馆，中午泡上一杯饮料，就这样度过一个白天。晚餐再从馆外的推车上买个三明治，然后伏案到深夜。叶嘉莹喜欢图书馆，喜欢那里的宁静和悠远。1970年她第二次去哈佛，专门研究王国维的诗词。哈佛燕京图书馆单独给了她一把钥匙，让她闭馆后仍可留下工作。夜晚，她独自走过长长的、静静的通道，“竟有一种感觉，仿佛静安先生（王国维字静安）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

无奈命运不公，1976年3月，结婚不足三年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在车祸中双双亡故。叶嘉莹默默操持后事，待丧礼结束，她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写下《哭女诗十首》：“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半生的坎坷，让叶嘉莹开始反思自己劳碌一生的意义。不久之后，一则新闻吸引了她的眼光，也打开了一扇让她走向辉煌的大门。1978年，叶嘉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内地的学校需要教师，便即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申请信。她请愿回国教书，而且自出旅费，不接受国家一分钱，也不要任何报酬。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翻译成英文就逊色了许多。用英文授课，也往往不能尽其意。她想要回到她的诗词故土，用汉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

腹有诗书气自华——第一次回国教书，叶嘉莹特意从香港买了一件蓝色的中式人民装。据学生们回忆，她讲课从来不拿讲稿，而是随讲随写，这个习惯像极了她的恩师顾随先生。她常在黑板上大段大段写下文句，从右向左，竖排繁体，写了又擦，擦了再写。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所以她的手上经常贴着胶布。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她说：“我平生的离乱都微不足道，只愿年轻人能够把我吐出的丝，织成一片云锦。我的莲花总会凋零，但我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莲心留下来。”

当年叶先生讲课的盛况，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得。南开中文系为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光是南开的学生，天津各个学校的学生都赶来听课，把30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临时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以至叶嘉莹要走进教室都很困难。后来中文系不得不提出一个办法：持听课证入场。结果很多学生找块萝卜刻章，自制听课证。很多时候学生们听得入迷，打了下课铃也不愿走，直到吹了熄灯号才纷纷离去。

叶嘉莹讲诗和其他老师不同，她不像是读诗，而像是在唱诗。她提倡读诗词要合乎平仄，她通过纯正的吟诵，在声音中情通古人，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独有的韵律之美和意境之美。讲台上，她时而吟哦、时而讲解，常常不自觉地抬起左手画着圈，像是在应和诗歌的节奏。台湾作家陈映真曾说：“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作家白先勇也说，“听叶先生讲杜甫的诗，五十年后依然感动，我想叶先生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在叶嘉莹的记忆中，伯父曾经和她说起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别号叫迦陵，由于与“嘉莹”相似的发音，“迦陵”这两个字便成了她的笔名。在南开大学九十六年校庆日的当天，正式启用了为她修建的迦陵学舍。在2018年的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94岁的叶嘉莹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70年来她的诗教生涯从未间断，温家宝总理曾赞扬她说：您的心灵是纯净的，您的志向是高尚的，您的诗词给人以力量，您自己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叶嘉莹在讲授诗词时，常常说到“弱德之美”。这是叶嘉莹自己创造的名词，她说，“我不想从别人那里去争什么，只是把自己持守住了，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提倡‘弱德之美’，但我并不是弱者。”

编辑：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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