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我为什么而活？

我为什么而活？

我一天天长大，知识一天天多起来，在初中期间学习了“生理卫生”课，知道婴儿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从初中到高中，我读了许多书，知道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知道了佛教关于“轮回”的思想，知道了儒家和道家对生死不同的态度，等等。我的中学阶段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在初中，我读的大多是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等等。十五岁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觉得延安那里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们就背着家里人，从昆明乘车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没想到了贵阳就被当地警备司令部抓住，把我们关在一间小屋里。先是由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审问我们，我们都谎称说是要到重庆去念书，后来贵州省秘书长又对我们训话，最后由联大附中教务长把我们领回昆明。回到昆明后不久，我去重庆南开中学入了高中。在南开中学，我开始读外国文学作品，我特别喜欢读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这些书使我对人道主义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认识；特别是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加深了我对人道主义的了解，我很喜欢书中的皮埃尔，他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有安德烈亲王在战场上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他看到了一朵白色的小花，产生出善良的爱心和对生命的珍惜之情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等等，这样一些美好的人的品质使我向往。于是“同情心”和对生命的热爱凝聚于我心中，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在这一期间，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写了一篇《论善》，可惜这篇代表我由少年跨入青年时代的作品早已丢失。但我仍然记得它的主旨：是写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应是没有其他目的的。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的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我高中没有读完，就回到昆明的家里，自己读书，这时我对宗教的书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开始有了兴趣，从而由对“爱”的抽象理解而渐渐有了较具体的体会。我读了《圣经》，知道上帝对人类的“爱”，了解到耶稣之受难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我读佛经故事，最喜欢“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大车国王幼子萨陲那见一虎产了七个儿子，已经七天，而老虎母子饥渴将死，于是生悲悯之心，而投身饲虎，以求“无上究竟涅槃”。这种舍身而完成一种理想的精神，净化着我的心灵。然而对我直接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品，应该说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贝多芬传》开头引了贝多芬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而《贝多芬传》的开头一段说：“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照通常的情况看，我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生是苦难”的想法呢？我至今仍然不能作出清楚明白的回答，也许是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吧！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整个世界和中国都处在苦难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后殊死战的1945年初，而那时对我们家来说又是我的大哥与大妹先后死去的日子，自然会有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感受，而且一个内向的“大孩子”，大概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吧！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我的家庭教育对我的性格形成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且一直在大学教书的教授，他教中国哲学也教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他是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但他立身处事却颇有儒家精神。这点大概是我祖父对他的影响所致。我祖父是清朝光绪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几任县官，后常任地方的考官。祖父一贯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作为他立身行事之大要。而父亲正如钱穆先生在《忆锡予》中说，“锡予（我父亲名用彤，字锡予）为人一团和气”，“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我母亲是湖北黄冈张姓大族之女，是一位典型的“相夫教子”的中国善良女性。我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自然会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我十六七岁时，虽然对儒家思想没有什么深刻了解，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还是读过一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儒家的“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贝多芬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自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其实仍是我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的一个例证。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的一生来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来源：《汤一介集》）

我最喜爱的书

我读的书不算少，喜爱的书也很多，要选出十本最喜爱的书却不容易。现在我试试先选出五本“我最喜爱的书”，并且说说我之所以喜爱这几本书的道理。这样是否对青年朋友有点帮助，对此我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下面说的都是真心话。第一本是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论语》的版本很多，不需要我介绍)。每个人都应有个做人的道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不修养道德，不研习学问，听到合乎道义的话而不能跟着做，自己有了错误而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的忧虑。我认为，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修德进学”应是最要紧的，孔子认为，“死生”和“富贵”不应是他追求的目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和学问才是他追求的目标。一部《论语》是从“学而时习之”开始的。学什么?学如何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有理想的人。学做人，在孔子看就是实现“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做到爱别人并不容易，这要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这样就得有一种“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我想，达到这种境界是极不容易的，只能以此自勉，“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第二本是庄周的《庄子》(《庄子》的版本也很多，也不需我来介绍)。我特别喜欢读《庄子》书的第一篇《逍遥游》。对“逍遥游”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也许庄子以“无待”为“逍遥”，注《庄子》的郭象以“适性”为“逍遥”，而我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为“逍遥”。“自由”是伟大的创造力，没有自由，无论哲学、文学、科技等等，就失去了创造的动力。如何得到这种创造的自由?庄子认为，必须抛弃那些对自己身心内外的种种束缚，使自己能“自由思考”，“自由发挥”创造力，这样就必须要有一种“无我”(或者说“忘我”)的精神。人之所以常常陷入自缚之困境而不能自拔，就在于对“小我”的执着，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比什么都重，不择手段地争夺个人权力和金钱，为私利所缠身。这样在精神上还能得到自由吗?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哪还会有为人类作出真正贡献的创造力呢?照我看，人甚至也不应刻意追求什么“名利”之类，为自己树碑立传更近于无聊，这些都是对“小我”有所执着。也许还是凭良心，按道理，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好些。自己创造性地、老老实实地、扎扎实实地做人、做事为好，努力摆脱“小我”，进入“无我”的境界。使自己升华到“逍遥游”的境地，这样也许创造力就会像无穷无尽的泉水一样不断地涌现出来，而与“大我”融为一体了。第三本书是《陶渊明集》(《陶渊明集》的版本同样很多，也不必介绍了)。你真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我不能。你真能“归园田居”吗?我不能。你真能做个北窗下卧的“羲皇上人”吗?我不能。但我能读《陶渊明集》，我爱读《陶渊明集》，我能从中得到启示，得到愉悦，得到解放，得到升华，得到自由自在。陶渊明的诗中，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形影神赠答诗》，而其中我最喜爱的是最后那几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人生在天地之间，你不要天天为你自己的事忧心忡忡，怕这怕那。海那么阔，天那么空；你应尽的责任，你就自自然然地尽伦尽职吧，不要老去计较你可以得到多少回报!如果这样活着，不是更好、更美、更真实吗?人活着难道真的就是为了那些损人利己的“争名夺利”吗?我们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每天讲那些看起来“高尚”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真正相信的空话大话吗?难道就是为了说一套做一套，来骗人吗?我们还是像陶渊明那样真实一点好。

第四本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我是50年代初读到这本书的，这本书表现出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直到今日我每每想到或读到它心情都非常激动，又非常沉重。伏契克于1943年在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了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它中间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时就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下来。第五本书是我和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艾克沙维•李比雄(Xavier Le Pichon)合写的《生死》(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在法国出版的书名为La Mort，Desclée de Brouwer，1999)。我无意吹捧自己的书，既然是要我写“我最喜爱的书”，那我真的喜爱《生死》这本书，不是说这本书有多么伟大等等。我深感当前人类社会(当然包括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多多，存在着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精神空虚和种种虚伪奸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大概人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对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大概是和人们对“生死”、“苦乐”的看法不无关系吧!有许多人活着只想毫不付出地享受，甚至害国害民地夺取。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生命追求“长生”之类而巧取豪夺，过着腐朽的生活，这样活着为什么?他们以为这样是最大的快乐，最不痛苦的生活。他们的追求和企望与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真正的圣贤的格调相差多远呀!我在《生死》一书中的“超越生死观念和途径”一节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儒、道、释的真圣贤与上面说到的那些全然堕落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苦乐观、生死观，我以为：儒家的苦乐观、生死观是“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实现)；道家的是“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禅宗的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在当今之世，我们没有必要做儒、道、释的圣徒，但我们都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应有为爱人类而生、爱人类而死的生死观。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来源：《汤一介集》）

与妻子的一个读书故事

我喜欢读书，活到七十多岁当然读了不少书，但并不是”读书”都有故事可讲。像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总是要找本书随便翻翻，这大概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了。但有时读一本书会影响你一生，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你常常记起，甚至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讲述。1950年我还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是我妻子的乐黛云，她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在北大青年团工作。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这时我大概已经爱着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当天晚上我就一口气把《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读完了。它中间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同样使我大为感动。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在我每次读到这里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作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编辑：何建坪 网监：张琪 责编：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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