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深秋，洞桥镇到处是金黄色的银杏，一阵风雨过来，地上也染了一片金色。
隔着一条清澈、轻缓的小溪，文村的老村沿着山脉从东到西一字排开，远处是黛青的山色和丝丝缕缕的云雾。
“如果你眼睛足够好，会看得出这是一幅画。”在中国美院南山校区的一个咖啡馆里，王澍回忆起自己看到文村那一刻的心动。“对我来说，这个破破烂烂的村子就是一幅画。”
自2014年起的三年里，王澍和他的“业余建筑工作室”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浙江西部小山村的保护和改造的项目上。
“我们是想做一个样板，看看怎么样能够真正有效地来推动乡村建设，而且能够有示范性。”
这是王澍答应从杭州市富阳区政府接下“富春山馆”设计案时，谈条件要来的。
201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拿到普利兹克奖的王澍刚回到酒店，就在电梯口被一直蹲守着的富阳区干部“截”住了。
当时的富阳市政府（2014年由“市”改为“区”）筹划在新老城区的交界地点、一块背靠鹿山面朝富春江的“宝地”上建立一座博物馆。他们想找到一个能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中找到灵感的建筑方案，把目标锁定在这位刚获得大奖、又精通山水画的建筑师身上。
答应接下案子前，王澍提出先实地调研。他随后发动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调研全富阳299个村子。在此之前，他带领国美的师生在浙江省已经做过近十年的传统民居调查。
当学生们把299个村子全部跑了一遍后，得出的结论是富阳地区还有“山居”的村子不到20个。
“也就是说传统建筑在这个地区已近乎消亡，这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乡村变迁的现状。”王澍回忆说，“脱离了这个现实背景来谈《富春山居图》，来做一些美学讨论，我觉得就显得特别的可笑。”
他于是和当时的富阳领导提出，希望由他选一个濒危的村子来做抢救性保护，探讨一下可能的发展。“我当时很累。不让我做这个事情，我说我没有兴趣做（富春山馆）。”
一直以来，王澍就对乡村建设有着兴趣，对1920年代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地投身乡村建设心怀敬意。
“身处今天中国城市建设的狂潮之中，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作为其根基的乡村，要么已成为废墟，要么正在荒芜。当年梁漱溟先生在山东做八年乡村建设，是很有远见的。今天走在这条路上的知识分子显然很少。”
王澍的参与热情，也得到了浙江省委领导的支持。自2012年起，该省正在全省范围内做“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他们很希望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本省建筑师能拿出一个可以推广、复制到全省乃至全国的“浙派风格”来。
2018年11月，我们从区政府打车，历经一个半小时到达文村。待返程时，因为叫不到车，改坐公交：先在村口搭上一辆路过的大卡车，把我们送到有公交站的附近村子，在那里坐上公交大巴到新登镇，然后改乘大巴，中间辗转三次，花费近四个小时才回到富阳市区。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小村子呢？”我不解地问。
“我是故意的。”他直率地回答。在余下的20个村子，他首先去掉了“历史建筑保护”目录上的村镇。经实地勘察后，又去掉那些离县城近或是在高速公路和主要交通要道上的村子。
“这种村子是不能选的，一旦选了就很容易被商业化。我们是要对传统建筑做保护，所以，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怎么样避开过快的商业化、旅游化和城市化。”
文村，一户刚办过喜事的人家
最终，他选择了位于富阳区西北山区——归洞桥镇管辖的四个自然相邻的村子，并首先挑中文村——一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村子。
“这个村子虽然破旧，但有它的一个优点。原来的村干部比较有意识，他们建新村时，把大部分新村都造到了老村的对面，中间隔开了很大一片农田。老村里虽然也建了很多新房子，但是整体的形态和肌理都保留着。所以，很容易做出一点东西。”
对于选址文村，从省里到区里都有不同意见。
“当时区领导班子内部是有反对声音的，因为明明有很多条件比文村更好的地方。”区政府的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乡村改造是由政府出资的公共项目，从经济效率上说，当然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更有开发价值的地方。
最后由时任富阳区的“一把手”拍板作了决定。
这里也存在着一场“角逐”。据这位官员透露，当时，淳安、建德、桐庐等地的政府都想把这位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请去做乡村改造项目。
王澍说自己是有意为之：一是“浙江省像这样的村子占绝大多数，我要选一个典型，这样对更大量的村子的保护和改造有示范性。一是如果选一个大部分是古建筑或者历史文化的名村，那个比较容易做，而且有很多专家都会做，“我要做的是别人认为做不了、很难做的，几乎已经绝望的。”
2014年，洞桥镇被浙江省住建厅正式列入“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省级综合试点项目，试点范围包括文村、大溪村、贤德中心村和查口村，由王澍负责规划和设计。
文村是第一个启动的试点。
建筑师的20岁 “他是每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你的加强版和成熟版”
在得知王澍获普利兹克奖后，一位在海外建筑事务所学习的青年建筑师写下了一段心潮澎湃的话——“他是每一个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的你的加强版和成熟版。”
王澍说自己是一个思想比较早熟的人。
“今天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我80年代就在思考的。正因为我提前30年已经思考过了，所以，我今天才可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他的言谈一如传说中有傲气。
2012年获奖后，王澍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他们津津乐道于他的狂，他的傲，特别是他早年的叛逆——譬如他说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一个是他，还有半个是他的导师齐康。
在他的母校——东南大学，王澍一直是个传奇，有关他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建筑系学生中流传，关于他的张扬、他的才华和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
“豪不夸张地说，他是建筑系学生的精神领袖。”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童明回忆说。在东南大学读本科时，他比王澍低五级。他还记得那些高年级的学长们成天在模仿王澍，读他读过的书，模仿他说话、做事的样子，“着了迷一样”。
1998年，执教于东京大学的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把贝聿铭、伦佐·皮亚诺等六位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大师请到东大和师生们面对面交流，畅谈他们年轻时的求学生涯和从业经历。这次“建筑师提问建筑师”的访谈内容最后结集出版为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建筑师的20岁》。
二十来岁的王澍到底在思考什么？在做些什么？他是怎么找到自己认定的方向，开启自己的建筑语言探索？
通过网络，我找到了他完成于1988年的硕士论文《死屋手记——空间诗语结构》的影印稿。论文分上下篇。
在这篇文风晦涩的论文里，他引用的理论包括黑格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T·S·艾略特等，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依我的解读，《死屋手记》是一篇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建筑的、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超前”论文。它的所指，在1980年代的中国还未真正存在。
它所探讨的建筑在历史文脉和动态现实之间的位置，和王澍今日主张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脉相承。
有趣的是，青年王澍在论文中写下这么一句话：“要使建筑创作成为一种对‘现实’文化的批判力量，就必须有建立在理性批判意识上的理论，它必须超前。”
谁也没预料到：《死屋手记》所批判的，在此后30年间的中国大地上毫无抵抗地落为了现实——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建设中，中国大地上矗立起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和“千人一面”的城市。国际大牌建筑师们应邀而来“淘金”，留下一座座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巨型“怪物”。
坚持“自己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位当时东南大学公认最有才华的学生最终没能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王澍和妻子来到浙江美院工作，一度去了深圳。1992年完成深圳大剧院“艺术家沙龙”的设计后，他回到了杭州。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遍地都是工地的90年代，有整整七年，他一直没有接过“像样”的活，靠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养家。在这段隐居西湖的日子里，他喝茶，练书法，研究山水画和传统园林艺术，跟工匠们学手艺，把自家使用面积五十多平的小公寓设计成一个微缩版的现代园林。
直至1999年，因着在同济大学读博时的同学、好友童明的邀请和推荐，他得以试手隐居复出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项目——苏州大学文正图书馆设计案，这后来成为他的成名作。
“虽然说是他的第一次，但我感觉他那时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童明回忆。
紧接着，2001年起，受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的委托，王澍和妻子的“业余建筑师工作室”担纲了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总体规划、建筑设计和景观设计，再接着是设计宁波美术馆、宁波博物馆、上海世博会宁波藤头案例馆。
在这些作品里，王澍把自己多年在中国山水画、园林艺术和传统工匠的“营造法式”里寻找、摸索的中国本土建筑语言落为现实。渐渐地，他的作品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关注和重视。他成为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座上宾”。
普利兹克奖评委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评价说：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回望王澍2012年以前的作品，都在城市。那是他锋芒所指的重灾区——一个急于拥抱“现代”、丢弃了自身几千年文化传统的魔幻之地。
早在1986年，23岁的王澍还写过一篇找不到发表之地的两万字长文——《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建筑界进行了“炮轰”，从各位大师、自己的祖师爷一直批到导师——齐康教授。
名单里当然有梁思成先生。对这位为中国建筑传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前辈，他也不客气地批评——认为梁先生对中国建筑的终结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采用西方建筑史当时比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建筑史。这就使中国的民间建筑完全不在他所讨论的建筑史范围内。但我们又以他的观点制定了建筑文物保护法，导致每个城市只保留几处著名的传统大建筑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在王澍看来，被梁思成忽略的中国传统民居才是中国建筑的真正主体，它们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地域特色最明显。
2009年，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王澍受宁波市领导的委托，负责上海世博会中国乡村主题馆——宁波藤头馆的设计案。
在这个年产值达30亿、曾获“联合国全球生态500佳”的明星示范村里，他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过去的痕迹——街道完全和城市一样，村民们住在简化版欧式独栋别墅。在村委办公室里，他看到一个沙盘，上面展示的是规划中的“美国郊区别墅群”。
“我的直觉判断是：中国乡村的文明几乎被抽干了”，“一种文明积累数千年，一旦崩塌，要想成体系地重建，异常困难。”
做完藤头馆，王澍提出了一个反问——“回忆已经无法凭借历史，回忆还有可能复活么？”
文村老房子 图 / 朱丹阳
2014年2月，在学院老师带队下，在建筑专业读大四的豆芽（化名）和十几个同学进文村做前期调研。他们在村里待了十几天，吃住都在村民家，和村民交流，对他们的居住习惯、需求进行访谈，并做了大量录音。
在研究中，王澍把文村改造分为三块来探讨。第一块是“如何让新造的民居感觉是从老的肌理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同时也能够向老村子学习，知道如何节约土地，大家能够形成一种集约的、有道德自律性的生活”。
第二块是对老村做局部的“拆新保旧”手术，拆了一部分这几年新造的特别难看、和老村格格不入的农宅，然后把新设计的房子“补进去”，使它跟老村协调起来。对那些不太难看的新房子，就在细节上做一些改造。
按照文村原有的肌理，王澍设计了24种农居，共八种形态，每种形态有三种变化。在每户人家120平方米的基础上，放进了天井、可打造土灶的厨房、储放农具的空间，在二楼顶上还留下了晾晒谷物的空间，用竹蔑条做顶以保持干燥通风。
在新民居设计中，王澍贯彻了两条原则——一是吸收当地的传统建筑材料，尽量做到“废物利用”，二是挖掘当地的工匠手艺。最后，他选用当地的杭灰石、抹泥墙和夯土工艺。
进驻文村后，这位“只是碰巧做了建筑”的文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脆弱性。
在和村民们沟通设计方案时，他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天井的设计有抵触。他们更想用房子占满整个宅基地，并提出要求——“我们不要湿答答的天井，我们要住小洋楼。”
“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里，堂屋、院子关联着一个家族的生老病死，祭祖、祭神灵、葬礼各种传统仪式都在这里举行。短短二三十年功夫，中国人连院子都不需要了。”
幸运的是，“美丽宜居乡村”的实验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为文村实验给出的试点办法：10平以内的院子，不算在宅基地面积里。最终，村民们接受了天井的设计。在房子入口，王澍还设计了用来遮阳挡雨的门斗。
文村一处景观节点，两位村民在聊天
文村项目一期完成后，王澍经常会带朋友、同行回文村转转。在一个落雨天，他看到了细腻动人的一幕：一位主妇坐在天井的门斗下剥毛豆，然后邻居过来帮忙一起剥，三两个人一边剥一边聊着闲天。
“其实，谈建筑的审美不光是说一个干巴巴的房子，觉得比例要好看，材料要好看，造型如何。人和建筑在一起的关系就特别好看。你看他们坐在门口剥毛豆就特别入画。”
2016年年初，一期工程竣工。在原本15户宅基地上，最后建造起14栋、可安置下24户人家的房子。具有优先选房权的第一批村民，村里给他们两个选择：一是在新房里挑一栋，以成本价的一半买下；二是在另一块空地上自建。最终12户选了新房。
“村里的老百姓一开始不太接受。他们喜欢房间大一点的，觉得房间太小，鞋子、衣服都不好随便放。但王老师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卧室就是卧室，看电视的地方就是看电视，读书的、喝茶的地方，他都有考虑和设计。”洞桥镇干部倪鹿华回忆。
年轻人们却接受得很快。在城里打工的，就打电话告诉家中老人一定要选。还是说不通的，有的就急得连夜从城里坐车赶回来，召开家庭会议，劝说一定要选。
“当初没选的老百姓现在看到民宿什么的搞起来了，又感到后悔了。”倪鹿华说。
在村子里转悠，我们也看到设计被改动的痕迹：原本设计用来晾晒、储存稻谷的二层半，被村民封起来，改造成带露台的房间；露天的天井上方也被装上了玻璃顶。
村民入住后，王澍每次回文村，都会观察他们在里头的生活，琢磨需要改进的地方。
“空间的弹性还可以再留大一点，不用划分得这么细，方便他们根据需要来改动，比如用来做民宿；院子的空间格局要有，但不需要做得那么细，这样成本还可以降；另外，很多人家厨房里修了土灶，要有堆柴通风的地方，我们原来给的空间稍微紧张了一点……”
“都是一些小的生活上的细节，我觉得还可以改进。”王澍总结说。
在浙江南部，他还有其他在做保护和改造的村子——“已经开工了。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具体的。等有阶段性的成果出来，你们可以再来看看。”
2019年1月底，我们再访文村。
村子里洋溢着一股过年的气氛，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芝麻糖、冻米糖的诱人香味。村东头的空地上，镇上组织的“山货节”正在进行中，村民摆出了炸臭豆腐、炸油墩子、炸油豆腐等小吃摊子。
我们踏进了东头的一家住户，一家名为“逸山栈”的民宿，门口挂着一块网上评选富阳地区“最美客栈”三等奖的金色奖牌。
老板娘周群丹热情地迎了出来。这是一个秀丽、干练的少妇，约莫30岁上下，小小的圆脸上画着得体的淡妆。
2016年跟着丈夫回文村经营民宿之前，她在宁波一家四星级酒店当前台接待。更早时，周群丹在职业技术学校读和酒店、旅游相关的专业。
文村，民宿“逸山栈”的老板娘
周群丹的老家在新登，丈夫郎根强是文村人。郎根强之前一直在杭州、宁波等地做建筑工程。文村改造期间，他回村接了施工项目，负责黄黏土的开采、加工、晾晒等工作。
2016年初刚拿到房子时，小俩口一开始想不好做什么。正好，镇上组织村民们外出参观、考察，跑了一圈桐庐、安吉、浦江等地，最终决定自己做民宿。
周群丹有个表姐在杭州西湖边经营一家民宿，做得相当成功，2018年获得了一个“行业十佳奖”。
“逸山栈”总共四间房，主打混搭的复古风。每一间房的装修风格、装饰品和家具，都是小两口自己琢磨、确定下来的，总共花了五六十万装修费。
周群丹说，目前客源还不稳定。到春天，城里游客来洞桥看映山红，那时周末的房间都能订掉，周一到周五就不稳定了。“昨天晚上有了两个客人，今天就没有人来。所以如果现在再去扩展一家，就会比较累。”
“房子是自己的，所以还不要紧。如果房子是从别人那里租来的，再加上装修的投入，就会比较累。”
谈起表姐在西湖边的民宿，她带着几分羡慕：“她那里的客源很稳定，周一到周五都有客人，周末是需要提前好几天才订得到房的。”
一楼的厅里摆着老桌子、有精美雕花的靠背椅。这都是郎家传下来的老货。一面墙上挂着农家厅堂里常见到的领袖像，还有竹饭篮，毛主席的办公照。另一面是带着小文艺情调的照片墙——正中最醒目的，是王澍的个人肖像。
“房子造之前、造的时候和我们入住后，王老师都到我们这里来过。”周群丹笑着说，“他真是把我们这里当作自己的一个孩子了。”
据倪鹿华介绍，洞桥镇政府已把文村和大溪村定为“民宿示范村”。
除了郎根强、周群丹夫妇这样自家经营的，还有把房子交给村里，然后统一打包租给外来企业的。2016年，在香港上市的浙江房产公司众安集团和村里签约，打包租下了其中18户的房子，租期20年，然后统一装修、开发、经营。
据一位镇干部透露，众安集团号称要拿出30.5个亿来投资开发洞桥，文村的民宿开发只是启动的第一步。
沿着小路从东往西走，我们看到好几栋房子正在装修，风格统一，有点度假别墅的感觉，每一栋的门上都标示着数字。
在村中咖啡馆里，我们遇到了负责这批民宿的店长田芯瑜——一个操着一口川味普通话、嗓音低沉的90后重庆妹子。
“有九户已装修完毕，其中三户共10间房已对外营业。目前，春节期间的房间已订出去了三分之一。”她麻利地报出一串数字，“我们这次配合镇上的山货节，也搞了优惠促销，周末房价是七折，大概一个房间330元／天，根据具体的配置调整房价。”
文村，一名老奶奶站在村头为山货节招揽生意
2016年，田芯瑜随男友回到了他的故乡——文村。两人相识于云南丽江，当时她在云南经营一家民宿。
正聊着，一个外形很潮的男生来到咖啡馆。他就是田芯瑜的男友朱逸超，1991年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自动化系。离开学校后，他在杭州滨江一家卖工业品的公司干了几年需要技术背景的销售。
朱逸超是个“非典型”工科男，有点小文艺情怀，平素爱背包旅行，大学时就游历了很多地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了“背包十年”青年旅社老板、职业旅行家张金鹏（网名“小鹏”）的书，成为粉丝。他辞了职跑到云南丽江去见偶像，成了对方的朋友和员工。在青旅做了半年后，他跟着女友到重庆待了一年。
2016年底，他回到老家。“我喜欢待在农村，不喜欢城市，所以决定回家找点事做做。”他解释说。“在大城市里，吃不好也睡不好。”
2017年6月，众安集团启动文村项目后，他和女友一同加入了这家公司。他担任项目组的运营副理，负责整体的规划、推广。
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回到了小山村，朱逸超坦言自己背负着压力，主要是心理层面。他父亲在村里办了家小厂，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对他回来不理解，还是希望他回城找份“体面”的工作。他承认也有焦虑的时候，“这时会问自己是不是对不住老爸老妈。”
“我回来这么久了，也一直在慢慢摸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一个东西，然后马上就把它做得很好。对很多回来的年轻人，家长没有耐心，他们要马上看到你做出一个结果来。”
我们聊起“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以及返乡后面临的问题。
“其实回来后，会发现地方上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家里有人做一个行业，在当地有资源，那你做这一行还比较容易。如果没有，完全靠自己从零做起，还是很难的。”
文村，朱逸超和女友田芯瑜
对民宿、旅游开发，朱逸超有许多自己的想法，“目前文村还太单调，缺乏层次，很难留住游客。”他提出不少点子：譬如把村里做传统手艺的人组织起来，到一个工坊里做活，让城里的游客们在那里观看、参与，也可以购买，增加体验感。
对于这位高材生聊到的许多观点，倪鹿华在一边由衷地认同和欣赏。
“说实话，谈振兴乡村，要靠我们这批50后、60后是振兴不起来的，是要靠这帮有新知识的、在大城市里读书工作过、甚至留学过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回来。我几次和镇里提，说要在资金上扶助这些回归家乡的年轻人，譬如给一笔创业基金。”
看到一拨接着一拨的人来到文村，王澍感到一点欣慰。
“他们认为是看到了潜力。”王澍自己对乡村的未来不太乐观，但他希望自己造的房子，能让年轻人们看到机会和希望，改变一点乡村“空心化”的现状。
2014年的一天，接到区领导电话让他汇报文村项目造价的估价、为向省里汇报做准备时，陆镇峰开始整晚整晚地失眠：“这怎么让我报价？从来就没有做过这种项目啊。”
陆镇峰是杭州富阳富春江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在文村项目中被上级抽调出任项目总经理。他管过城市规划、房建，作为业主代表，在业内有“老法师”之称，尤其擅长啃“硬骨头”。目前，他负责2022年杭州亚运会场馆的建设。
“文村项目的建造过程非常痛苦。”他感慨说，“一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管理过这样的项目，一是施工单位之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
因为工艺难做，一家来自绍兴的施工队做到一半“逃跑”了。于是他一路追到绍兴去和对方谈判。
建筑工艺的特殊性，给陆镇峰带来另外一个难题——如何对没有市场参考价的原材料进行定价，以及如何控制施工成本。
“当时，对我来说是很难的，黄土、杭灰石都没有信息价，都是从当地山上采的，那如何来控制成本？我想出了一个法子，征得镇里同意，石头从村里采购，只要把现实的成本——运输费、炮头机的进场费和工费、运一车到工地上的人工费——计算下来，原材料价和成本价就出来了。”
“黄土怎么办？我叫人到山里去挖黄土，挖出来去晒、磨成粉，包括粉碎机、编织袋也由他们去采购。也就很简单了，整个晒出来的黄黏土装成一袋一袋。根据最后的方量，我叫人记录下来、算出价格。”
文村改造是一场实验。施工单位拿到的是设计白图，王澍团队要根据实际施工状况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最后的蓝图。
为了保证工期，陆镇峰定了一条原则：“涉及外立面的，王老师的设计是一点都不能动的。但是碰到内部结构，在实际施工时如果觉得有不对，就按照我的来。”这也得到了王澍、陆文宇和项目结构工程师的认可。
在工地上，随时会有不得不去处理的紧急问题。
按王澍最初的设计，新造的房屋屋檐挑出去1.8米。这是他1987年在湘西沿着沅江考察时从一个名叫洞庭溪的村子得到的灵感和启示。在雨天，人在村中穿梭行走，借助各家房子彼此相错的屋檐，基本可以躲开雨水。
谁知临溪的一栋夯土墙的房子刚刚搭好檐口，住在隔壁的村民拿着柴刀、锄头“啪啪啪”地就把屋檐敲掉了。
和对方反复沟通，无解。最后，原本设计中挑出去1.8米的屋檐改成了0.8米。这也留下了一个“隐患”：江南多雨，雨水随斜风打到外墙，时间长了，夯土墙以及幕木墙都有渗漏的可能性。
施工过程中，除了通过村委干部来协商、沟通，陆镇峰坦言必须在气势上“镇得住”，否则改造没法做下去。“到后来，村里有人讲：这个头发少的人厉害。”他下意识地摸摸头顶笑了出起。
文村，一位村民在擦窗子，迎接即将回家过年的孩子们
文村新民宅一期“浮出”水面后，陆镇峰最为自豪的，一是项目一期已顺利完成审计；二是把成本控制在每平两千五百多元，基本达到他向省、区领导汇报的估价目标。
陆镇峰认为，目前的成本价还可以进一步降下来——“譬如，我们是一级单位，管理费非常高。如果按王老师的设想，村民自己来造，成本还可以再降。”
除了对“交给的任务”尽职，陆镇峰坦承自己也存着点“私心”，那就是“一点个人的成就感”。“中国最牛建筑师的作品，我做过了，亚运会场馆，我也做过。我就可以安安心心退下来，没有遗憾了。”
他的朋友、参与过文村项目的工程师庄宇（化名）则持保留看法：“王澍老师的出发点和设想都很好，但从造价、工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来讲，都是很难推广的。”
“我觉得，王澍更适合去做公共建筑项目，那样你做概念、做先锋、做文化地标，怎么折腾理念、风格都是可以的。”庄宇说，“但是，如果你做民用建筑的话，那必须是大部分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符合大部分人的实际需要。”
庄宇的观点，在一部分主流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中有代表性——那就是“坚固、美观、实用”三原则，以及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最有效的成本控制。
“问题是，老百姓有时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一位建筑专业学生反驳说。“大多数人就是跟风的，更谈不上有什么审美品味了。”
他手指指向和老文村隔着一条溪的那片“小洋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先行富裕起来的乡间，随处可见这样外墙贴着小条砖、镶着蓝或绿玻璃铝合金窗的仿欧、仿美式别墅，俗称“小洋楼”。
在杭州郊区国道上行驶时，我发现路边村的村口有几栋造型夸张的新洋楼，有相当“辣眼睛”的罗马立柱、哥特式尖顶。
“这几年比较时兴这种样式的。”朋友指着这几栋房子解释。“这几家在村里算发（财）得晚，新房子盖得也晚，所以更加要争口气了。”
2019年小年夜，我从区政府出发驱车半个小时，到达富阳区另一个“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区——场口镇东梓关村。
蓝天下，矗立着一排白墙黛瓦的新房子，很是抢眼。这是由浙江绿城开发的“杭派”新民居。2017年完工后，新民居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扩散，东梓关也因此成了“网红村”。
“一个是外观上采用白墙黛瓦，视觉上容易出效果。一个用常用的建筑材料和工艺，成本上更可控。”庄宇比较说，“从实用性和造价上，杭派比王老师的浙派更容易推广。”
目前，东梓关的造价在两千多元一平，本村村民可用比成本价低一点的价格买下。
在陆镇峰看来，这两个项目的出发点、性质完全不同。“王澍老师做的浙派，是建筑艺术品，而东梓关村就是普通民居，两者没有可比性。”
“王老师的设计，文化内涵比较高。杭派民居实用性更强。”倪鹿华的观点也类似。“我们的浙派风格暂时还没法推广，因为实用性上还有一些欠缺。”
改造后的文村，吸引来一拨又一拨考察、参观、游玩的游人、政府官员、国内外建筑师和学者。但王澍坦承推广还是一个问题。
“尽管大家都说好，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批新民居也就只有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现了，在富阳看不到第二个村子使用这批图纸，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被推广的。这说明，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接受没有想象的那么快。”
知乎上，有建筑师半带调侃地评价道：“文村项目，是王大师又一次个人观念的强大输出。”
在中国主流建筑师那里，有关王澍和他的作品，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不实用”、“文人和艺术家气太重”、“拿着甲方的钱来做自己的艺术品，太任性”，以及那句永远不必要的担心——“如果中国建筑师都像他那样，那不乱套了？”
欣赏和推崇他的，也不吝惜最高的赞美。借用另一位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师刘家琨对王澍的评价：他的作品有一种“有争议的动人”，而不是“近于完美圆熟的庸俗”。
我问王澍：你认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责任到底是去服务、满足于人们的需要，还是去挑战他们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与诉求？
“这两个都需要，一方面你要了解到大家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你要看到现代的人其实特别纠结，旁观者也许认为他们生活得很自然、很美，但其实他自己心里充满了怨恨，他是准备放弃（已经拥有的），是想要更大的房子，因为他看到别人家如何如何。
“其实，人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双重的反抗。你既要观察他的生活，看到他的美。另一方面，你要知道这种生活在整个文化和文明中有什么样的位置，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建筑师一定需要有批判的态度，就是要让大家找到一个合适的价值框架，你说生态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然后在这个价值框架之下，找到最合适的建筑。总体上说，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更要强调过有节制的生活。”
从东梓关回市区的归途，我有意选择了公交。向村民请教换乘路线后，我们在村口上了公交大巴，到场口镇换车去市区。
半小时后，我们在一个全新的街心公园附近下了车。
置身于巨大的街心公园，同行的母亲一片茫然。1960年代，她曾在场口镇念初中，在这里度过三年。她操着当地方言向等车的人打听：“这原来是哪里？”年轻人一脸茫然，几个约莫四五十岁的男女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路过的老人家报出了一个地名，她带着几分沮丧和失望离开了。车上，她和我不断地讲述她记忆里的那个场口——在六谷湾念书，跑到乌龟潭游泳、洗澡。每年农历八月半，四面八方的人涌向场口镇，场口老街上人来人往，被挤得水泄不通，马沙滩上有京剧、越剧、电影、戏法、马戏表演等等，热闹非凡，“那是我们富阳地区的广交会。”
我请人到“富春山馆”查了地方志——场口古镇曾是从诸暨、浦江、壶源、常安地区通向杭州城的门户重镇，清末明初场口进入鼎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县政府迁至场口，使场口一度有“小上海”之称。
当晚，母亲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街心花园的照片，然后写了一段长长的话：
“这是场口的一个休闲公园，你们猜猜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反正（我）找不着北了。我急着想找找龙潭渡，场口老街，马沙滩，问了当地人，他们说老街拆光了，这个公园就在马沙滩上。我心里那个悲哀。那么有名的小上海居然不存在了，什么盐店埠、三角道地、草所街、洋塘岭都统统没有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决策失策，也是犯罪。” 在给同学的回复里，母亲重重地写道。
目前，文村项目完成了王澍设计案的一期：老房子的保护和新民居的示范。
我问村里和镇上干部：后面几期将何时启动？得到的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不清楚。”
采访中，几位看过完整设计案的人士告诉我：“整个村完成改造的话，村头、村尾会形成两头翘起的效果，融入天际线，很和谐”，“尤其是那个书院的设计，非常非常漂亮，不造出来的话，真是很可惜的。”
2014年“美丽宜居”试点落户到文村，是洞桥镇政府求之不得的。
这个位于富阳区西北部的镇是富阳、桐庐、临安的交接之处，因为位于丘陵地带，经济一直比较落后，一直想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拉动地方经济。多年来，镇上干部为招商引资绞尽了脑汁。2018年，洞桥镇年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万，目前只能负担当地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如果上头不拨款支持，我们哪有能力来继续推动这个项目。”一位镇干部发愁道。
在镇政府食堂就餐时，我们听到旁边几位镇干部边吃饭边商量工作——眼下的“山货节”怎么搞，怎么聚集人气把杭州城里人吸引来，以及和一家外来公司在谈的文村老房子的整体出租和签约问题。
谈到外来投资，镇干部都表现得比较谨慎，“资金不落实，什么都不好说。”几年前，一家北京的公司来投资，号称要投入五个亿，结果资金不到位，两年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如果总是坐等着天上掉馅饼，一定会碰到麻烦。”陆镇峰说，“机制上的问题，我觉得还值得去探讨。”
“如果一开始由村里组织一个旅游开发公司，村民以老房子的租售权入股，再和外头的企业、资本去谈合作开发。以村子自己为主体，然后上面政府给政策、给引导，这样的乡村建设才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文村，两个小男孩手拉手走在村子里玩耍
知乎上，一位建筑专业的学生在网上半带调侃半是认真地说：自从王澍得奖后，这几年建筑、规划专业的考研题目都在“乡村建设”和“民族”上面打转了。
建筑学学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院教授李翔宁则指出：在获得普利兹克奖之后，王澍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一面旗帜”。
2018年威尼斯双年展，王澍再次受邀，参加了主题为“自由空间”的建筑展。作为中国馆策展人，李翔宁则打出了“我们的乡村”主题与之呼应。
专长于建筑史与理论研究的李翔宁观察到——“一种新的趋势正在中国乡村出现”：一批建筑师从城市来到乡村，进行乡村建筑的设计建造并参加乡村社会改造的运动，“他们和艺术家、设计师、社会工作者进驻乡村参与乡村社区重建的运动相合拍”。
这包括以土楼桥上小学设计获得阿卡汗奖的李晓东、香港建筑师林君翰，还有王灏、赵扬、黄英武、陈浩如、何葳等中青年设计师，“他们长期坚持在某一个乡村持续建造，甚至搬离大城市成为乡村社区的一员。”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90年前的那一波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实验。
1924年，31岁的梁漱溟突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到山东邹平，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与县政建设实验区，设立村学、乡学，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推行农业改良，建立乡建金融，整顿风俗等。有研究者认为，“其设计之精、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细节之富、效果之丰，是令人惊异的。”
除梁漱溟外，晏阳初、彭禹廷等社会活动家、教育团体也从城市来到农村，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据统计，当时，全中国从事乡建的团体和机构多达六百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一千多处。他们各有主张，探索的路径也千差万别。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是他们的共同点。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实验被迫中断。
2018年4月，乌镇举办了一场“温故知乡”的乡建论坛。国际知名建筑师库哈斯通过视频与各个领域的代表针对中国乡村问题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乡村马拉松”对话。据现场人士说，库哈斯谈到中国的乡村问题尤为兴奋，认为中国乡村建设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实践前沿。
此前不久，他的合伙人斯蒂芬·彼得曼到中国调研，参观了洞桥文村，认为这是一个堪称乡村发展设计的典范。
“能否代表中国‘普通乡村’仍待商榷，但是也许这种经验可以汲取。”
他们的欲望早就超出了村界，瞄准远方的大城市 人物周刊： 以前你做公共建筑甚至商业建筑，面对的甲方只有一个。当你在做文村改造这种社会型公共项目时，要面对很多村民。面对这么多甲方，会不会有特别磨人的地方？ 王澍： 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麻烦，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它需要有某种操作的方法。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确实要有点智慧。我有几个体会：尽管理想的乡村建设，包括学术界都讨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下而上的，当地人自发的力量为主，才可能有持久生命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状态。
现在的乡村实际是受各种力量的推动，他们的欲望早就超出了村界，瞄准远方的大城市，他们在模仿城市。所以你指望自发的力量，基本上没可能了。
再一个，新的变革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不介入，可能过两天村子就整体拆了，要么是政府拆，要么是村里自己拆。其实我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已经准备要拆了，他们请了人做了一个规划，就是想全拆光之后造一个完全的仿古村来搞旅游。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经常在发生的事情。
像我们这种传统和新建筑共存的做法，是非常微妙的，建筑师的能力要非常高。一般的建筑师是没有能力做的。这种操作如果想做整体，没有地方政府包括村委的配合，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比较厉害的，是有可能借助政府的力量和优势做成的。
人物周刊： 你提到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很脆弱的，希望保护甚至重建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审美品位。这种重新培养和塑造困难吗？ 王澍： 现在看来可能性是有的，一开始很多人都将信将疑，包括我们团队里也有些同事是将信将疑的。但是我比较坚定，因为我一直认为空间场所和生活方式有配套关系。场所消失，生活方式会跟着消失。所以为什么保护建筑、特别是传统建筑特别重要，新建的建筑也一样。现在做起来之后，观察他们的使用，你会发现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也许是因为外来参观的人很多，大家都说好，他们被外来人反复“洗脑”后，也觉得很好。当然也有很自觉的，就是觉得好，就是爱护房子的人，一草一木哪儿都不许动，属于特别坚定的铁粉。也有的认为需要有些小改造。但是，基本格局他们都保护下来。
其实，你可以看出这种生活方式在慢慢地回来，这就像睡着了醒来一样。
我看那些老太太在院子里晒东西，晒她们洗的衣服。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就是那样，因为院子是一个家里的公共空间，从房间到外面之间有一个这样的空间，使得生活多了一个层次。我们还做了更细腻的处理，不仅仅有院子，院子的门一般都有一个门斗，是有深度的。我经常看到有动人的场景，比如南方妇女蹲在门斗下，下雨的时候不淋着，太阳也晒不着，在那儿剥个毛豆，邻居也过来一起剥，大家聊天。这个门斗的地方大概能坐三四个人，这个生活场景，你现在去看，经常能看到。
有了这个地方，这个事件就会发生，非常有意思。
人物周刊： 原本的生活方式，因为建筑的原因慢慢恢复、重新培养了。 王澍： 对，因为这个建筑的审美不光是一个干巴巴的房子，不光是比例、材料、造型要好看，其实人和建筑在一起的关系就特别好看。你看他们坐在门口剥毛豆就特别入画。人物周刊： 你为文村设计的这些民居，能够推广到杭州或者浙江更多的地方去吗？ 王澍： 我倒不主张大范围地推广，因为我是主张做细腻的地域差别，我特别反对把一个东西风格化。其实我当时做这个村子的时候，省里的领导提了这么一件事，说你能不能在乡村建设里面做出一个浙江风格来。我这个人说话特别直接，我跟领导说，“一种浙江风格”是不存在的。因为我认为浙江是一个文化特别多样性的地方，至少有超过10个亚文化的区域，每一个区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至少有十几个风格合起来，也许我们才可以做一个“浙江风格”。我做的这一块算是浙西靠山区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建筑类型，它并不适宜在浙江各地推广，但是至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完全可以推广。
人物周刊： 据我所知，这些年，许多建筑师跑到乡村去做设计规划，尤其是大学里的建筑、城市规划和设计专业的学者在带学生帮地方政府做一些新乡村的改造设计方案。对这一波“乡村建设”热潮，你有自己的看法么？ 王澍： 对这种尝试，我很难笼统地说看法。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好事，就是城里的知识力量能进入乡村，乡村要想振兴，必须要有城里的知识力量下去。但实际上，现在这种介入，各种各样，好坏参半，有比较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当活干、很商业化的，我都见过。整体上来说就是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化妆术”，不管是化得好还是化得不好，就是对原来的房子进行涂脂抹粉的化妆，包括所谓的景观化妆，不光是建筑里面化妆，还包括修点什么园林小品之类的。
第二类是做一些带点表演性质的、小的公共建筑，譬如做茶室、咖啡厅、图书馆这一类的。我觉得总体上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问题就在于乡村建筑的核心其实是住宅——城市的核心也是住宅，它是最大量的。鲜能见到建筑师敢碰农民住宅，或者对之进行探讨，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到几个案例是真正接触农民住宅地。大部分做的要么是化妆术，要么是小公建筑，这是相对比较容易做的。
人物周刊： 上世纪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地参与“振兴乡村”运动。你花这么多气力来做乡村民居规划和改造，这里有没有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对推动社会改良的愿望或野心？ 王澍： 我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么大的野心，坦率地说我没有，因为我能把建筑、村庄的规划保护这些事做好都已经精疲力竭了，实在有心无力。但是我会比较注意做的过程当中多沟通，其实这本身就是“乡建”的一部分。不是说像城里做一个项目，甲方同意了，就开工做了，不是这样一个工作。你需要经常跟当地的农民、村干部沟通，让他们自己逐渐真正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心里接受这件事情，并逐渐参与（进来）。譬如我们做文村的时候，他们觉得造价偏高，我们就选用当地山上产的一种质量不是很好、但很有趣的黑色石头，让他们村里自己开采。结果，村里发现有二十多个人会砌石头，就把他们都编到施工队里，这样又降低了造价，他们还有收入，所以他们的积极性立刻高涨。所以，这都是一个沟通的方法。
反过来讲，从梁漱溟先生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到现在的农村，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地变化了。农村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也没有学校，学校大部分都被合并到县城，大部分都在城里打工。还剩下村干部在那儿坚持着，其他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我们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来讨论今天的中国乡村。
人物周刊： 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乡村，你也一直在批判城市化和工业化出现的问题。你对乡村的未来乐观吗？ 王澍： 总的来说我不太乐观，梁先生那个年代他说这个话肯定是对，因为中国整个文化的核心是在乡村，城市不是中国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整个的理想核心都不是城市。现在中国仍然如此——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仍然是在乡村。只不过梁先生那个年代乡村基本都存在着，而在我们这个年代，90%的乡村传统已经被摧毁了。我们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在这儿。所以，我经常说：保护传统乡村、保护传统文化，基本上又进入了一个救亡运动，这基本上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因为它是在灭绝之前最后的奋斗。
人物周刊： 这个“救亡图存”更多是文化和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吗？ 王澍： 是的，因为建筑的毁灭是最后的了。它首先是精神的毁灭，生活方式消失，这些活的东西都消失之后，最后就剩下干巴巴的房子，然后拆掉结束，基本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看到拆房子的时候，这个文化就是最后的消亡了。
人物周刊： 人、生活方式都不在了，房子只是最后的一个体现。 王澍： 是，这原本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文明，特别生态、特别可持续、特别先进的一个文明，如果对比我们现在城里所做的大规模的工业化。按照现在世界上对未来的讨论来说，中国的传统文明更先进。但是我们亲手毁掉了这个更先进的文明。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快速发展是在走回头路，这不是发展。我就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做一些抢救的努力。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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