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杏生：中国最后的戏装大师

谢杏生（1916-2013）戏曲服装设计师、工艺美术家

他生于1916年，13岁到上海学做戏装，23岁便声名鹊起。
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京剧名家都是他的“老主顾”。
1950年代，我国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服装也是出自他手。
1979年，他比照溥仪的龙袍，亲手用金线绣制了一批仿真龙袍。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有幸见到了专程从苏州前来观看世博的当代著名的戏装大师谢杏生。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谢杏生，看上去天真烂漫得像个孩童，他衣着朴素，眉发皆白，笑容可掬，虽然听力十分困难，走路已经要靠轮椅，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在谢老的孙子谢建明先生和谢老的徒弟宋蜀生的“翻译”下，我们走进了这位百岁戏装大师的传奇人生和艺术世界。

“偷”来的戏装艺术

1916年春，谢杏生出生在江苏吴县，13岁那年，为了生计他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跟戏装老艺人黄锦荣学生意（学生意，即学徒、学技术的意思）。23岁时，谢杏生在上海戏装行当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称自己的手艺是“苦手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手艺有师傅教的，但更多的则是他“看”来的，说到底是“偷”来的。

谢杏生说，你要去“偷”的话，你首先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也就是爱好，譬如：这个东西是茶杯上的，我也可以把它摆到服装上；一幅国画，我也可以把它设计到服装上，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就能够触类旁通了。如果没有爱好，你不会去学这个东西，你脑子里不一天到晚想它的话，你是没有这个悟性的，说到底这就是热爱。

谢杏生从“学生意”开始就喜欢上了戏装，那时，他在上海的城隍庙跟黄锦荣师傅学徒。有时候，黄师傅会派他去买点心，去买点心时，他要经过城隍庙的“挂花厅”、“挂画店”、“苏绣庄”、“湘绣庄”，每当他经过这里时，他就不住地观看画师们画画，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每次经过这个路上他都要多花一个多小时看别人画画。画店的师傅看他入迷，就问他是不是喜欢画画，他说：“我喜欢，但我有师傅，我是给师傅买点心的，还没给送去，师傅还等着吃点心呢！”。这种“功夫在是诗外”的学习，使他的技艺提高了很快，他观察过去的那些戏装，感觉都很陈旧，缺乏变化。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可不可以把自己看到的画师们画画的技法运用到戏剧服装里面去呢？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就更加痴迷地看画师画画了。一有机会，他就跑到画店，他边看别人画，边在心中默记，然后回去再把看到的东西画出来。由于他看画画入迷，以至于经常把给师傅买点心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经常因此挨师傅训。有一天早上，师傅让他去买生煎包子，他路过“苏绣庄”看到里面正在做龙袍，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回去之后被师傅狠狠地骂了一顿。回忆当时的痴迷，谢老比喻说：“也就等于现在我们有了照相机，我看了别人画的东西，拍了以后，我回去就把它放了就能用，我那个时候是要放在脑子里，然后再把它用到戏剧服上。”

谢杏生的弟子宋蜀生举例说，谢老把戏装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巧妙和完美。如，《三岔口》这出戏，里面有侠有盗，这些角色在人民群众的眼里全是英雄。不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不分哪个阶级，这就是民间的草莽英雄。在为《三岔口》的草莽英雄制作戏装的时候，谢老就在服装上画上老鹰和熊的图案。当时，自己不理解，就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师傅告诉他这个图案是“鹰熊斗”，“鹰熊”与“英雄”是谐音，因此，“鹰熊斗”喻指“英雄斗”。画一个花瓶，插了三根雉鸡翎，喻指“平升三级”，如此巧妙，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谢杏生的水平越来越高，渐渐地开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黄师傅眼看着自己的徒弟已经超过了自己，十分欣慰。就鼓励他自立了门户，从此，谢杏生就成了一个以制作戏装为业的独立劳动者。

1956年中国开始了公私合营与合作化道路，旧上海42个私人老板、小业主的戏装作坊合并为上海市戏剧服装用品厂。在业内很有名气的谢杏生便被安排到这个厂来做了技术主管。成立这个厂时，工资标准是是按照技艺水平而定的。由于谢杏生的技艺高超，因此工资也是最高，超出了100元，那时八级工才是90元。

上海的戏装一直很有名气，在清朝，这里的师傅就给宫里做戏装。传统戏的服装，在外形上有一个基本的程式，剧中人物应该穿长袖的还是短袖，是裙子还是短打，都有一个默认的标准。在细部设计上，领子、袖边是否装花，用什么花，什么颜色，所有这些，都要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出场的需要来做。因此，这些东西要做好不容易，要创新更不容易，一是要根据师傅所教，另外还要自己仔细琢磨，才能做出好的东西。

谢杏生说，他之所以成名是被“捧”出来的。别人越是说你搞的东西不错，你越是要搞的更好一点。越捧你，你越要好了；越要好，你越进步快；进步越快，对自己的要求就要越高。只有这样才能精益求精，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宋蜀生专门以画龙举例，龙是戏装常用的图案，龙本身是一个想象中的神话的图腾，现实中无法观察真实的龙。为了画好龙，师傅不放弃每一次看到龙，观察龙的机会。到北京去出差，专门去看龙壁、龙道，包括栏杆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狮子和龙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把谢杏生的抽屉打开，看到里面放的都是解放前画报上剪下来的外国人拍的中国古建筑上的动物图案和神话图腾。

谢杏生说，他这种把书画艺术、雕塑艺术运用到戏装上创新精神还得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在其他地方，你有胆量去想、去编、去做，但做出来以后，如果把传统的东西给搞掉了，或者是说搞走样了，就要被保守派骂的。但上海这个地方是不管这些的，你可以大胆创新，搞不好当然没人接受，但搞好了你就自成一派了，或者是一种流行了。

笔者认为，谢杏生的创新主要得益于“偷”，向古人偷，向今人偷，向大自然偷。

梅兰芳的鱼鳞甲与溥仪的龙袍

我国京剧里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名家都是谢杏生的“老主顾”。他的戏装设计不仅限于京剧，还包括评、川、越、粤、湘、豫、吕、黔等剧种，找他设计和制作戏装的还有常香玉、红线女、严凤英等戏曲名伶。

谢杏生为梅兰芳设计的具有“海派”戏装、为周信芳设计的“麟派”戏装均享誉戏剧界。另外，他为荀慧生设计的《红娘》、《杜十娘》，为尚小云设计的《二进宫》、《昭君出塞》，为裘盛戎设计的《铡美案》花脸大底肩图案戏装等都深受好评。谢杏生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给梅兰芳做“鱼鳞甲”，“鱼鳞甲”是梅兰芳演《霸王别姬》时穿的宫装（舞衣）、斗篷、鱼鳞甲、大台幔等都是谢杏生设计的。梅兰芳尤其对“鱼鳞甲”的要求特别高，开始他穿的别人为他做的“鱼鳞甲”不合体，演出的时候不理想，影响发挥。于是，他慕名找到谢杏生，到了上海以后，梅兰芳把自己的演出心得与谢杏生进行了交流，两个人共同切磋如何做好这个“鱼鳞甲”。经过交流磨合和细心研究之后，谢杏生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他根据梅兰芳的体型对“鱼鳞甲”进行了修改，并对图案也进行了修改和创新，修改后的“鱼鳞甲”令梅兰芳十分满意。梅兰芳演出试穿之后，十分高兴地告诉谢杏生，历史上的“鱼鳞甲”不是一个版本，但谢杏生所做的这件“鱼鳞甲”是他最满意的。

梅兰芳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戏就是《贵妃醉酒》，醉酒的时候那套衣服，叫宫装（舞衣），那套宫装特别复杂，光是的袖子，就是用7个颜色配起来的。梅兰芳对谢杏生说，他之所以把《贵妃醉酒》演得这样好，功劳还在这套由他给制作的宫装。不仅梅兰芳先生找谢杏生做戏装，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也来找谢老做过戏装，谢老清楚地记得，当时梅葆玖来上海，在人民大舞台演出，谢杏生为他做了一个梅桩（即梅花桩）。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拍摄第一部《红楼梦》电影，这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个戏剧舞台的彩色电影。《红楼梦》的服装就是出自谢杏生之手。《红楼梦》工程很大，为了绘好和制作好这部电影的服装，谢杏生十分用心，《红楼梦》拍摄上映之后，富丽堂皇的戏装获得了观众和戏剧行家的一致好评。此后，他又制作了电影《天仙配》的戏装，与《红楼梦》不同的是《天仙配》戏装的特点是飘逸绮丽，这次设计，他又获得了空前的好评。

1979年，第一次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谢杏生参加会议受到表彰，并受到朱德同志的接见。郝建秀为他颁发了“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牌匾。《大百科全书》将谢杏生列入专门的词条进行了介绍。

除了给各派戏剧大师做戏装之外，谢杏生还做过一批龙袍。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有关部门从沈阳故宫拿来溥仪的龙袍，让谢老模仿做仿真的龙袍。谢老仔细观察后，先是把它画下来，画完了以后再到到苏州去绣制。工艺是纯手工的，绣一件龙袍要四五个月的时间。绣制龙袍的金线是纯金制作的，那时，黄金要经过好多部门的审批才可以买得到，然后再到南京金箔厂去打成金线。由于受审批手续和制作工艺的限制，龙袍只做了几套，主要交由上海友谊商店出口，当时，一件龙袍的售价就高达3万元人民币。现在，一件这样的龙袍，估计价值要在200万左右。

戏装艺术的新生与失落

谢杏生13岁开始做戏装，一生中，他到底画了多少画稿，做了多少戏装，自己也数不清。退休之后的几十年间，他主要是以作画来打发时光，他画的古松、苍鹰、龙、凤、虎、狮、麒麟等个个形神兼备，栩栩如生。1986年，他中风之后，基本上就不能再拿画笔了。

晚年的谢杏生虽然只能以轮椅代步，但思维十分清晰。每年，他的弟子们都会把他从苏州接到上海过上几天，陪他逛逛城隍庙，寻找那些曾经失落的老上海和戏装的故事。

谢杏生之所以长寿，使我们不仅想起一句古训：仁者寿。他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热情，都投入到了戏装艺术。许多他给做过服装的戏曲名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受不了，想不通，自杀了。穿戏装的人不在了，设计戏装的人依然健在。谢杏生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艺术全神贯注的热爱。

在采访中，谢杏生会常常兴奋异常，常常又会流露出一种莫名的失落。问其原因，他说，他感觉到自己所创造的戏装艺术、他的事业，如今都已经辉煌不在了，弟子们也没有一个超过他，而大多数弟子都已经改行了。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由于自己解放前就到上海工作，家一直在苏州，因此，孩子们没有一个有机会继承他的戏装艺术。

谢杏生无奈地告诉笔者，他老了，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宋蜀生说，他自己很惭愧，没能把师傅的绝活学好，传承好，自己虽然退休了，但对戏装仍然有割舍不断的一种感情。戏装是国粹，它不像别的东西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淘汰。戏装是这样，怎么创新也好，怎么变化也好，但万变不离其宗。哪怕再过50年、100年，演京戏还是穿这些戏装它，这个东西今后没有人能创作了。谢老画的这些东西可以用50年，100年。今日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很难再有像谢老这样痴迷艺术，花几十年的工夫，把身心全部投入到里面去了。前不见古人，后无来者。今后，再也不会有他这样的造诣的大师了。

中国古代的服装是用戏装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戏装也是传统服装的活化石，无论它再怎么创新，但其中的文化内涵是依然传承的。解放初期，国家很重视传统戏剧，戏装也随之繁荣。

文化大革命初期，戏装作为典型的四旧，理所当然地被封了。但闲置了一段时间之后，谢杏生的戏装艺术竟然意想不到地被派上了用场。那时，全国突然上演样板戏，样板戏的服装自然要找高手来设计，这时有人马上想到了谢杏生。宋蜀生是1966年进这个单位的。那时，宋蜀生跟师傅去了好多地方，参与了很多样板戏戏装的设计制作，如《红灯记》、《林海雪原》、《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那时，样板戏的戏装必须根据江青的要求来做，哪个人需要牺牲，就让他牺牲；哪个人不能死，就再留哪个人。谢老的弟子宋依然记得他与师傅设计《红灯记》和《白毛女》戏装时的情景：《红灯记》中，李玉和上刑的时候，衣服要有血，不但要有鲜血，还要有点咖啡色的陈旧的血。《白毛女》的戏装则有好几套，从好的，到有一点破，到破得厉害的，到破得衣不遮体的；另外，还要区别哪个地方是皮鞭子抽过的，哪个地方被是被磨破的。虽然是样板戏，也是很有艺术性的东西。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之后，传统戏剧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戏装也随之兴盛。一直到1990年，戏装厂都很红火。九十年代之后，一些西方艺术形式如劲歌热舞对传统艺术冲击得非常厉害，另外一个原因是，1990年戏装厂兼并了上海刺绣厂，结果反而被拖垮了。1990年上海市戏剧服装用品厂是630多万元的年产值，150多万的利润，到1995年之后就出现了严重亏损，从此也就一蹶不振。最后，从事戏装设计和生产的人都各自改行，现在只剩下几个留守人员和一堆破旧的厂房。

在宋蜀生离开上海市戏剧服装用品厂的时候，翻阅了一下厂里保存的戏装图样大概有五六百张，光是谢老亲手绘制的估计就有一百多张。现在，戏装厂依然还保存着许多画稿和戏装，这种珍贵的资料，目前全国其他地方和厂子已经很难找到了。谢老和弟子最大的担心，就是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这个厂子早晚要被拆迁，一旦厂子没有了，这些宝贝就会被毁掉了。据宋蜀生介绍，上海和苏州方面的有关领导都来谈过这个事情，但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真不知道，这个厂终结之后，这些宝贝该归到何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有重视文化的领导来抢救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100年多年的历史，眼看着就要毁掉了”，说这话的时候，谢老的弟子宋蜀生一脸的茫然。

1997年7月，哈根达斯冰淇淋来到中国，它选择的第一个店面，就是上海市戏剧服装用品厂在南京路的门市部。

但愿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戏装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一种宿命！

2013年12月18日，谢杏生仙逝，享年97岁。

谢杏生仙逝后，在苏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谢杏生的孙子谢建明与家人投资建设了谢杏生戏曲服饰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吴中区金庭镇堂里古村，毗邻太湖著名景点西山雕花楼，管内集中展示了谢杏生作为中国十大工艺美术特级大师之一、海派戏服的创始人一生所设计、制作的戏曲服饰，共200余件。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小桥流水，里面展示的戏服更是巧夺天工，精妙绝伦。这既是对谢杏生和他钟爱的戏装事业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中国再无谢杏生。

（原载《大众日报》作者：程冠军，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图片来源于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