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种子的意义

2017年9月25日，对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他刚刚结束在阿里地区的植物学野外考察，回到拉萨大学跟工人谈论新实验室装修的事情，完事之后，他很自然地走到科学家钟扬在西藏的宿舍。钟扬老师三天后就要进藏，参加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会，拉琼想着，得去帮老师把房间通通风，整理一下。

中组部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钟扬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专家楼中的一座，说起来是他个人的宿舍，其实很多人都有钥匙。楼前面的小院已经被改造成了实验田，种着拟南芥和抗寒水稻，两层小楼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垫床——白天当藏式沙发坐，晚上可以当床睡。钟扬认识的人，只要是来拉萨考察、做科研工作的，不论是同事、朋友、学生，为了给他们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钟扬都会接待他们住在这里。

拉琼就是在这时接到的电话，钟扬的博士后在电话里问拉琼：你知不知道钟老师在银川出车祸了？

“噩耗出来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特别震惊，全身颤抖。这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本身在他的宿舍里，房间里挂着全是他的衣服，那些东西还在呢，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简直难以置信……那天也是很奇怪，不知什么原因，手机碰了一下，正好手机里面放一个钟老师做科普的视频，整个房间里面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先锋者和基因库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认识钟扬的人都会引述他生前常说的这句话，这句话也已成为他53岁生命的一个注脚。

在去世前两年，钟扬已经经历了一次脑溢血，医生知道他是援藏干部，对他说，以你现在的身体条件，绝对不能再去高原了，必须马上中止援藏的工作。可已经担任过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援藏干部的钟扬还是递交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我戒酒可以，但是戒不掉西藏。”他对他的学生拉琼说，“拉琼，我还要在西藏干十年，你至少要干20年。”

世界屋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全世界的生物学家都充满吸引力，但是艰苦的条件和难以到达的地域特征也让这块宝地的科研长期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从2001年起，钟扬每年在西藏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开展基于基因组信息的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十几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生物学、谱系地理、化学成分、民族植物学、分子进化、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资源学等学科领域；初步了解了西藏生物资源的分布特点，对垫状植物如点地梅和药用植物如红景天、独一味等的遗传多样性和化学多样性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他的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Genetica和Biochemical Systematics and Ecology发表后，引起很高的关注。

“钟扬老师是用最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比如基因测序、做DNA各种标记，研究它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他的博士学生，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得出一些很有创见的结论。比如青藏高原到底是一次性隆起还是二次隆起？从不同的地方采集来的种子，提取DNA之后，通过分子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现在得出的结论是青藏高原经过了四次隆起，包括雅鲁藏布江在基因交流当中所起的作用。”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说道。

钟扬在西藏前后耕耘探索的16年中，长时间的野外科考让他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正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在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老师常说，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在生命的高度上是一样的。钟老师做的这些工作，一般来说，高校的一个教师，采集种子、采集标本，是一个老掉牙的事情，很不高大上，大家都想做高大上的科研，做基因组学，做全基因组测序，多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发论文，采种子既不可能产生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做标本也无法作为学术成果去报，有时候连学生都有怨言，采集种子很累，费时间、费体力，非常辛苦，靠采集种子也出不了文章毕不了业。但是钟老师在尖端的科研工作之余，还一直亲力亲为，坚持这些踏踏实实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跟国家的需要有关。”拉琼说，他和德吉至今还记得钟扬多次带他们野外采集的音容。在高原多年，17种高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过，但是他从来不说，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氧气袋让给比他更年轻的学生。

“我第一次跟着钟老师去珠峰采样，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我们团队所有人，七天吃着干饼、火腿肠、榨菜度过，七天里面没有吃过一顿热饭，这些在老师眼里都是正常。”德吉说，为了包里能多装一些装备和种子，钟老师总是把尽量把食物简化，一路上，他喘气非常严重，很疲惫，学生劝他多休息，他说，“你们爬得动，我就爬得动。”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见到钟老师的时候，她初为人母，在藏区女孩子里面已经算是高学历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

在钟扬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因此，他每年都要问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藏族学生，鼓励这些学生来读他的研究生。

钟老师几句点拨就激发起德吉继续学术深造的渴望，虽然嘴上说还要跟家人商量，但是德吉是非常有韧劲的藏族姑娘，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家里其实不同意，因为当时孩子还太小，需要照顾。只是我比较固执，硬着头皮也要去读。”现在她已经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成为了西藏大学理学院的副教授，肚子里怀上了老二，还在为藏大的实验室建设忙碌着，家里人禁止她使用电脑，她偷偷反锁上房门拿出藏着的电脑工作。因为钟老师对采样工作的重视，她在科研之余也常常自己去采样，拉萨、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2014年一年里，珠穆朗玛峰她就去了四次。

高原之子

最初来到西藏，作为科学家的钟扬只是单纯地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兴趣，“但是在科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人做不下来，西藏这个地方人才太缺少，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去研究。”钟扬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他想做的事情跟西藏大学需要做的事情，契合度很高，可以说，西藏大学的硕士学位点也好，博士学位点也好，长江学者也好，还是教育部创新团队，、西藏自治区的重点学科，包括我们一流学科、国家的科研项目，都是在钟老师的领导和带领下取得的。他既是收集种子的人，也是撒播种子的人。”

钟扬在西藏

西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徐宝慧最早认识钟扬是在2009年，在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的聘任仪式上，钟扬在四百多人的会议室里面，当着全场师生，说了一句拍胸脯的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很少人会这样表态，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很激动。事实证明，钟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地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之后，为了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生源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请理学院的教师，去复旦大学考察学习，都是他出的经费。他甚至自费出资，鼓励藏大理学院的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因为我们理学院有一些老师科研意识不强，他就鼓励老师们写项目申报书，不但亲自传授申报经验，凡是写了申报书的，交给他审，他还会帮助修改，提交之后，他给每个老师补助两千块钱。他这个举措，使得我们理学院科研项目申报工作，一下子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科研项目的经费，也得到翻倍的增长。”

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六名博士、八名硕士，并帮助藏大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形成了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 ，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钟扬老师来了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 ，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拉琼说。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钟老师待人慷慨，但是自奉甚为简薄。对钟扬来说，此生拥有自己热爱的事物是一件幸福和值得投入的事情，相形之下，吃穿用住，皆为琐事。“大多数人都用上智能手机了，他仍旧用着一款诺基亚的直板的老式机。我们都说你换一下吧，那个直板机没有微信。他都说，只要能够通话就行，可以了，够用了。”西藏大学给他分配了专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嫌搬家太耽误时间，总是推辞说，“现在的过渡房已经够住了，比我上海的房子大多了。”最后还是趁钟老师不在拉萨的时候，几个学生帮他把东西搬进了专家宿舍。他的学生拉琼曾经去过他在上海的家，“真的是令我特别心寒，他的那个房子，包括房间里面的设施，就还停留在1970年代的水平，一个复旦大学教授，又是在上海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不是说钟老师没钱，但他的钱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拉琼说，平时他们常常看见钟扬为了学生和科研上的事情自掏腰包，这么多年，“贴了几十万是最起码的。”

“钟老师对于职务待遇这些，没有任何要求。对于饮食、穿戴、生活用品，也没有什么追求。我觉得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徐宝慧说，只有一次，钟扬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问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儿子花了120元压岁钱，在上海的五角场替爸爸买的。这也是徐宝慧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看到钟扬穿新衣服，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几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来回穿，脚上是一双已经磨平了鞋底的运动鞋。唯一的一套西装挂在办公室里，方便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随时换上，以示礼节。

在钟扬的宿舍里，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的几条牛仔裤，已经裂开了口子的黑色登山鞋。他生前用过的背包里是零星的方便食品、酒店里带回来的小肥皂，他舍不得扔，这些在野外正好可以用，一个便携药盒里装着他需要吃的药，药盒上标着星期几，防止忘记服用。拉琼把老师的牛仔裤摊在床上，他盯着这几条裤子，忍住眼泪。那几乎是送给拾荒者都会遭到嫌弃的牛仔裤，其中有一条裤子是钟扬花29元在地摊上买来的，一直在穿。裤裆处补缀着密密麻麻的补丁，而且都经过了不止一次的缝补，两腿中间磨出了泛白的布料经纬，膝盖处是彻底撕裂的大洞。这些裤子诚实地记录了它们主人生前的辛苦和美德，记录了他的行动和体征——长时间地走着、蹲着、跪着或者坐着，在高原嶙峋的岩石上，在支离的浅草和荒滩上。

钟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也喜欢穿藏袍，穿上藏袍，戴上藏帽，脸在高原上晒得发黑发红，身材高大的他很像一个真正的藏民。毡帽是学生扎西次仁给他买的，戴了好多年，那么多次野外考察，帽子都没有丢。扎西次仁说，西藏人绝不会去捡别人失落的毡帽，西藏人也绝不会戴黑色的帽子，因为他们认为黑色的帽子是魔鬼的饰物。钟扬很喜欢听藏族学生讲这些藏区的习俗典故，尤其感叹藏人对死生的豁达，他甚至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继承他对高原土地的热诚。扎西次仁给老师挑选的藏式呢毡帽，是青豆灰色，帽檐上点缀着两根微微翘起的鸟儿羽毛，漂亮又斑驳，像在致敬那些自由的灵魂。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画栋雕梁；唯有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扬很喜欢的一首藏族民谚。藏波罗花几乎是藏地植物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在自然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生命力就越顽强。藏波罗花是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到5000米的沙石地上的一种高山植物，喜光、耐寒、耐贫瘠。为了适应高原，藏波罗花的植株在进化过程中逐渐矮化，最后几乎贴地而生，从远处看，这些漂亮的粉色和紫红色花朵仿佛是直接从地里开出来的，它们一钻出地面，就全情投入，迫不及待地盛放了。在西藏，藏波罗花的花期只有短短的七天，强韧扎根的根茎可以入药，滋补强身。西藏的很多植物都是如此，即使是严寒冬天里的一片贫瘠的山坡，依然密密麻麻铺满了低矮的植被，跟石头同色，它们非常弱小，但竟不可战胜。

少年大学生的教育梦

 “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1979年，15岁的钟扬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很早就实现了他的大学梦。生前某次受访，钟扬曾回忆过自己在少年班的学习生涯。“有人讲过：少年班可能是全中国最能让你知道自己还不够聪明的地方———人要去错了地方就以为自己特聪明。少年班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招，很邪门，现在的教育很难筛选出来。”

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钟扬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的他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界的青年领军人物，但这些成绩背后，有他超乎常人的勤奋。学生及好友、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云飞回忆：“1996年我们在武汉植物所认识，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因为钟老师本科学电子，去北京植物所时，那边植物学专家开他玩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作为一个无线电毕业生，他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他拿着植物志和检索表，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地认，一年以后去植物所，他说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语，他按分类学的标准要求自己，最后比受过正规分类学教育的人还正规。”

1989年，钟扬（右）赴日本京都参加植物物种生物学会议交流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后辈，做科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我为什么跟其他植物学家不一样？也许是我从生物信息学做到进化分析，有些统计学和信息学知识背景，而且在植物所呆了15年。现在的孩子一听15年就摇头。其实，很多研究生听几年音乐、复习几年外语、学几年计算机，再搞几年金融，合起来15年，也许一事无成。”

在武汉植物所，钟扬的实验室曾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无线电专业出身的他当时负责所里唯一的计算机，他也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找来和大家分享。上世纪90年代初，钟扬夫妇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连海关都难以相信，别人带些彩电冰箱，他们却把攒下的生活费买了计算机设备捐给单位。

在植物所工作的15年间，钟扬不断把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国际最新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国，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前列。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赵斌曾和钟扬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在他眼中，钟扬的思维非常超前。“在植物所工作时，他曾出国交流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兴奋地向我介绍他在美国新接触的生物信息学，还说要写本相关教材。这不是空话，他来复旦一年后，《简明生物信息学》就出版了。要知道，该学科当时在国际上也刚刚起步，全球还没有一本成体系的教材！多年后，生物信息学才如火如荼地发展。”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席”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可能是这一理想的真正践行者，不仅收集植物种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种子。

青年时代的钟扬在做植物研究

2000年5月，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职位，选择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授。当年邀请他的陈家宽教授至今清楚记得，“我明确跟他讲，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你下决心跟我来吗？他毅然回答：我绝不后悔。”

事实上，钟扬刚到上海时条件非常艰苦，据张云飞回忆：“因为来得比较急，给他找了个临时宿舍，会议室找两个长条凳，中间摆个床板垫些棉絮就把钟老师接过来了，他一点都不介意：晚上我有住的地方了！接着就跟太太说，屋子你打扫吧，我还要和学生讨论文章，我们一拨人就跑去实验室，别人根本想不到钟老师刚来住的房间是这个样子。”

对于钟扬的选择，妻子张晓艳全力支持。“当时他虽30刚出头，但在武汉已是副所长，往后前景也是看得见的。但他一直有个教师梦，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就注定要成为老师，因为出生前一小时，他妈妈还在给学生上课。那晚回家他很激动，觉得自己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来复旦的邀请。”

生前受访时，钟扬还曾描绘过心中更远大的教育蓝图。“我还有个梦想，办一所私立大学。美国最好和最差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全凭你办。我国现在的民办大学很多还处于补习班水平，我跟很多人说过，只要有一天全面开放私立大学，我一定辞职去办。”

2012年9月，钟扬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职，至其去世时正好五年。尽管每日工作量惊人，但指导研究生他却从不含糊，他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坚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为了熟悉每个学生的特点，他会跟不同学生吃午饭，那些基础薄弱、研究没方向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个个谈心、指导，这些学生后来都能顺利毕业。曾有一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学生被多所院校拒绝，钟扬鼓励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最终这名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了中科院的科研人员。

研究院同事楚永全回忆，“钟院长总是把最大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有人说：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脑溢血住院时，轮班陪护的研究生凌晨3点被他的手机吵醒，后来才知道这是平常提醒他上床休息的闹钟。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物业师傅休息，我们就在办公楼里装了个门禁，只给他一个人办了门禁卡，整个楼里只有他才会这么晚离开。他走后，每晚离开办公楼，我们仍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他那扇窗，感叹那盏灯再也没亮过。”

 在复旦任教17年，钟扬总共培养了八十多位研究生，“这么多人，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对每个学生都付出非常多精力。他任何一件事都非常负责任。”原校长杨玉良在追思会上回忆感慨，“2014年起我们办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一开始他就对这个研究院注入很多心血，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到。他的思维效率很高，一下就能抓住问题本质，提出来的建议非常到位，而且他并不在乎我开始的意见，现在很多人在领导面前说奉承话，他直截了当就事论事，像他这样的人很少。接触过钟扬的人就知道，他心底无私，极其透明，开朗到了极点。他做事跟他外表极其不像，他实际上很细，想得周全，你没想到的因素他都想到了，然后亲力亲为，他是个极其优秀的管理人才。”

尽管做过多个领导岗位，但钟扬严格自律、简朴廉洁的作风却从未改变。同事包晓明回忆，“钟院长对个人生活要求极低，他没有羊毛衫、羽绒服，他的办公室有个纸箱，里面放着已经破洞的牛仔裤、住院时用的拖鞋等，他不舍得扔，觉得在办公室偶尔还能穿。他连张纸都特别珍惜，双面打印还不算，还会把空白处剪下来记录待办事项。”

缺席的“全家福”

因为科考工作的需要，钟扬常年奔波在路上，多年来，家人无时无刻不为他提心吊胆。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钟扬的妻子张晓艳说。

事实上，钟扬的追梦之旅中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危险。早年在海南出差考察红树林时，他曾在住宿地煤气中毒，后被急救过来；2015年生日那天，钟扬和第二军医大学的老师们吃饭，筷子掉了下来，当时他都没意识到中风，所幸与医生们在一起，立马送去抢救，逃过一劫。

钟扬和家人合影

提及那次脑溢血，张晓艳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钟扬会放慢工作脚步，但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变本加厉地透支自己的生命。“他说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钟扬去世之后，张晓艳见到了钟扬在西藏的学生扎西次仁，她对扎西次仁说，“扎西，钟扬以为他还有机会（再工作十年）的啊。”

扎西次仁说，钟老师出事后第二天他就赶到银川，见到师母，第一句话就是向师母道歉，“我说‘张老师，对不起，这几年（钟老师）都是在外面，家里照顾不上”，张老师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说，她说，‘我知道，扎西，钟扬再也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但是我谢谢你，钟扬在西藏的时候，你照顾得很好。’”

张晓艳心里有个巨大遗憾，家中的“全家福”已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旅游，多拍点全家福，但临到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对于自己的家庭，钟扬常说他是愧疚的，据他课题组成员、多年好友南蓬追忆，当年他几乎错过了孩子出生的重要时刻。“记得2002年9月9日下午3点左右，钟老师因为参加973项目申请讨论会出差了，我接到晓艳父亲的电话，说她在医院里早产了，我和实验室的老师一起赶到红房子医院，第一个看到了大毛、小毛这对双胞胎从手术室中被抱出来。直到半夜两点多，钟老师才回到上海来到医院，陪在妻子身边。”

早在孩子出生前，钟扬就想好了名字：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植物。他曾说过，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能够蔚然成风，这将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大影响。为此，复旦学生当年还在学校论坛贴出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

2017年9月9日是钟扬两个孩子的15岁生日，他曾和张晓艳立下“分工”约定，自己工作太忙，也不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前由妻子带管，15岁后交由他来教育，但这场飞来横祸让他无法践诺。

“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 张晓艳似乎都来不及悲伤，“在去银川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他们很快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然后在QQ空间悄悄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我想，钟扬离开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儿子在网上发的话所说的，‘爸爸，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红树林，送给未来的礼物

 “《播种未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没什么收获嘛，所以我们只好播种未来。” 钟扬曾风趣地调侃自己那部获奖短片。

2011年7月24日，钟扬（左二）在临港红树林基地工作

这部名为《播种未来》的微电影记录了钟扬浪漫而艰辛的工作，导演本打算拍个30分钟的纪录片，但到西藏后高原反应，没能如愿。细心的摄像独自完成了计划，钟扬还亲自为这部缺乏制作经费的五分钟微电影配了音，作品最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纪录片金奖，对此他颇为得意，“我是植物学家里最好的演员，演员里最懂得植物的，我既是科学家，也是一个演员。”他调侃道。

在南蓬的印象中，钟扬是个思维非常活跃、超前的人，他总是迸出些别人想不到的念头。“比如他超前意识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植物也会随着温度上升出现北移。随即想到，长在南方的红树是不是也可以在上海生长？当时学界都认为钟老师太异想天开了。”

然而，钟扬播种未来的“红树林之梦”真的在生长了。在上海浦东临港南汇东滩一片十多亩的湿地上，种植着钟扬精心培植的红树苗。这片红树，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种下的，最高的树苗已有两米多了。潮起潮落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起到防浪护坡、净化水质的作用。

“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这是为50年后的上海准备的礼物，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准备的礼物。”两年前的冬天，钟扬曾在此欣然受访，向不少记者朋友介绍他的“红树林之梦”。

红树是生长于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和河口潮间带的木本植物，因长于海陆交界处，海水盐分高，红树为了自我保护会分泌出单宁酸，被砍伐后氧化成红色，于是得名“红树”。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因随潮水涨落而若隐若现，是陆地生态系统向海洋生态系统过渡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素有“海岸卫士”之称。

屹立东海之滨，上海却很少被描述为“美丽的海滨城市”。钟扬认为，没有美丽的沙滩和茂密的树林， 缺少植被覆盖，上海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的。由于上海纬度高，栽种红树实为科学难题。但钟扬却有个执念，上世纪90年代，还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时，他就发现上海历史上曾有过红树，“20万年前的红树化石说明，红树也许能在上海扎根。既然没人尝试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意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

自2005年起，钟扬开始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定态度，认为在上海种红树林根本不可能。钟扬一再坚持，总共申报了三次，直到2007年终于获批，得到启动资金。

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科研风格———不论是在青藏高原盘点高原植物资源，还是建起中华植物种子资源库，都经历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自然打交道急不得，为上海栽一片红树林，多辛苦几年都没关系。”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植物

2007年，钟扬带领的课题组从珠海等地购买了秋茄、桐花树、无瓣海桑等七种真红树和黄槿、海杧果、银叶树等三种半红树的植物实生苗12000株，植于上海临港新城，比原有红树分布界限北移了近三度。

然而，第一批红树种下不久就遭遇“天灾”。2008年年初，罕见的强降雪及冰冻灾害席卷整个南方，这批树苗全都冻死了。但钟扬没有放弃，他带领课题组通过引种试验、低温驯化、抗寒性研究，以及对比不同红树植物的抗寒力，对各种树种进行耐寒筛选。尽管第一年冰冻灾害让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但第二、第三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叶子都掉光的“貌似”已死的红树竟“复活”了，虽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但它们的根却在吸收养分，继续生长。“这是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另一大困难在于盐度，过高或过低的盐度都会抑制红树生长。作为长江入海口，上海海岸的地下水盐度不够，为此，钟扬带着团队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盐分。久而久之，送来的盐分渐被吸收，小红树为了生长，开始不断适应周围环境，最后终于成功“入乡随俗”。 “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钟扬解释说，“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

钟扬带领他的团队引种红树，真心希望美丽的红树林能成为上海未来新的生态名片。 他更希望，以红树种植为契机，宣传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科普义工大明星

钟扬生前曾提过，他在写一个关于“全球变化”的寓言小说，暂名《蜗牛，快跑！》。“我没有写‘全球变暖’，什么北极熊热得受不了了，你一猜就猜出来要写啥了。我写的是‘蜗牛历险记’。蜗牛怕什么，全球变咸。你看小孩折腾土蜗牛（鼻涕虫）就给它撒把盐。对蜗牛来说，全球变暖一点问题都没有，打仗也跟它没关。它一直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突然全球变咸了，它身体一点点地缩小。当然，我的小说有一个极光明的尾巴，因为蜗牛特聪明，海蜗牛居然进化成了第一个光合作用动物。我拐了一道弯来写全球变化。其实，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先后出版了《基因计算》等科普著作三部、《大流感》等科普译著六部，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等科普教育节目。

钟扬在培养民族学生

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成员，钟扬为之义务服务了17年，先后参与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的分馆）的筹建，并承担了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自博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无论有多忙，他几乎都有求必应。据自博馆教育部门负责人顾洁燕介绍，“他做我们学术委员会专家，我们的项目评审有时安排在上午，前一天晚上他可能刚从西藏回来，据说在机场凌晨两三点飞机才到， 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拖着拉杆箱风尘仆仆地准时出现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对于科普工作的支持，他真是无所不在。”

对于自博馆的标本征集，钟扬亦贡献良多。顾洁燕回忆：“之前博物馆知道他在西藏做研究，一直托他帮忙采集温泉蛇，没想到2011年圣诞节前夕，钟老师真的采集到了。你别看他整日乐呵呵的，他真是非常严谨、细致的一位专家，为了安全保存、顺利运送温泉蛇，他还特意写邮件来询问对温泉蛇标本制作的要求，了解动物标本运输过程的保存方法。次年4月，钟老师历经艰辛征集到的温泉蛇终于运抵上海。”

在钟扬的帮助下，自博馆后来又成功征集到八个高山蛙标本。馆内工作人员常互相调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他都能解决，即使自己解决不了，他也会帮忙联系合适的人或机构。

“‘5·18博物馆日’那天他是来救场的，原来的专家来不了，我们临时去找他，说了个主题，他就答应了，他不会问你这个活动观众水平怎样、小学生还是大学生、20人还是200人，这些他都不在意。”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回忆，“之前暑假一个夏令营，只有30个学生，他也来讲，他不但讲红树林，还讲科学方法，很能启发人。我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这些东西放他身上感觉一点儿都不虚。”

在众多资料中，有张钟扬给中小学生做科普宣传的照片：大夏天他穿件印花衬衫，很投入地在给一名小学生讲解着什么。在科普教育领域，钟扬一直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他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自己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给孩子们录制科普音频节目，就因为自己的湘音普通话不够完美，一条十分钟的音频，他却较真地前后录了四五个小时。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钟扬却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关于科普教育，钟扬曾分享过自己的解读。“第一，科普一定要姓‘科’，你的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都不写科普，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太直白了。我大学时候写诗，感觉助学金不够，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自博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这个项目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周期长，受邀者基本都婉拒了，当时负责图文项目的鲍其泂只好找钟扬求助。“原本想他实在太忙，如果能利用圈内人脉帮忙牵线就很感激了，没想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 ‘烫手山芋’。那半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我们都会立刻去约时间，他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会赶来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段内容，大家也很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都留给他。”

带领本刊记者参观自博馆时，鲍其泂想起“中华智慧”展板文字的创作过程，“如果我们来写，可能讲到那段风土人情的介绍就好了，但钟老师觉得不够，他要往上再拔高一下。我记得最后一段就是他加上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智慧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继承和发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的这种责任意识是非常强的。”

自博馆图文内容涵盖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内容，而整个博物馆有近500块知识图文，可以说，这里处处都有钟扬的辛勤付出。

钟扬为学生做饭

“有次五一小长假，钟老师又被请来自博馆‘加班’（因为他平时太忙太难约了），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经过一上午高强度会议，临到中午他执意要请我们去吃‘东来顺’，后来才知道那天是他50岁生日！”

那次“庆生”之后，吃顿“东来顺”就成了钟扬每次到自博馆的保留节目。席间，总能听到他的“脱口秀”：青藏高原、红树林、他的学生和孩子……在鲍其泂及同事眼中，钟扬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到他这里都成了妙趣横生的段子，连折磨他许久的痛风和高反也成了佐饭调料。

“从来没听他有过任何抱怨，他身上丝毫没有负能量。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他的乐观与豁达也许比他的学识更难得。工作中，每当遇到难题，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种子和时间的隐喻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副院长白玲说起钟扬的时候，依然难过得哽咽了，在她的记忆里，身边的藏族老师、学生，无论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跟钟扬说，他都会记在心里，尽力去帮，甚至有些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也积极促成。他在藏地发现西藏妇女的健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还专门邀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专门研究HPV检测的专家来西藏做讲座，并且积极推动为西藏妇女进行免费HPV检测，提前介入疾病控制，“按照道理，这并不是他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他真的是动用一切资源在帮助西藏，他有这个家国情怀。”

白玲当时在西藏大学理学院分管科研，还兼着那曲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的站长，那曲站2011年才建起来，科研人员很匮乏，“那个时候是8月份，钟老师穿着短袖到了拉萨，下了飞机马上换火车赶到那曲，那曲观测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他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多钟，气温接近零度，钟扬老师没有衣服，不知道跟哪位同事借了一件衣服。他身材很高大，借来的衣服袖子只到半截，前面扣子根本没有办法扣上。大家害怕他感冒，在西藏一个感冒，很可能变成肺水肿，夺去你的生命。我们都很担心他，可他觉得时间太紧，马上就到野外台站去了。当地人都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但是钟老师完全不管。”在野外科考的时候，钟扬常常跟周围人开玩笑，“你很怕死吗？”于是大家一起给钟老师送外号，“钟大胆”、“拼命三郎”，说他干活不要命。

在所有人眼中，钟扬都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常说能睡四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时间对他来说，总是紧张的，他每天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做完一件，划去一条，做不完的，再誊到第二天的清单上。“有一些时间他是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的，比如说两点三十几分，还是五点四十几分要干什么，他都划分到分钟了，每分钟都是满满的。”徐宝慧多次见他在飞机和出租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做功课，凌晨两点还在回复各种工作邮件，早上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的学生德吉说，如果老师回到学校，他的办公室门前会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排起了长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来等他给予指点和解决。学生们经常收到老师对他们科研工作的书面回复的修改意见，这些电子邮件通常都是半夜里发出的。在他中风后，负责陪床的学生也常常凌晨3点被他设定的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惊醒。

复旦学生悼念钟扬教授

扎西次仁现在是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主任，种质资源库背靠高山，冬天暂时没有取暖设备，工作人员就追逐着太阳办公，“因为这座楼是南北走向的，所以我们办公室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上午这边热一些，就在这边办公，下午太阳移到对面去了，就去对面办公。这里作为住的地方很冷，但是作为种子库的话，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西藏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燥，种子干燥的最佳环境是15%以下的湿度，你看湿度表，现在自然条件下就是10.6%度，所以种子在这里自然干燥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除湿和降温，有利于种子的保存。” 走廊的尽头还有一个冷库，成千上万的种子在零下18度的环境中被封存冷藏。留给未来的种子正在休眠，等待有朝一日被唤醒。

扎西次仁如数家珍地展示着他们收集来的种子，讲述这些高原作物的根茎叶花和前世今生：这是藏杏，被当地人叫作“阿里桃子”，个头虽小，但是甜得不得了。几百年前，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跟拉达克王朝打仗，就是为了抢夺这种“桃子”，因为这种桃子不但口感甜蜜，而且可以酿酒，是巨大的利益来源。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从玻利维亚农业部长手中获赠的藜麦种子，在西藏也种植成功了。藜麦是号称去火星唯一需要带的食物，它比肉和牛奶都珍贵……

植物中有无穷的秘密，那些解密的人是幸福的。钟扬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团队，从西藏香柏中成功地分离出了抗癌成分。而扎西次仁也在研究中发现，西藏有一种普通的柏木，可以提炼出跟西藏巨柏相似的香料成分，这就为保护因世代采制藏香而导致濒危的西藏巨柏提供了解决方案。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去世之后，他的这些学生才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就是老师采集并留存下来的种子。扎西次仁说，他把完成老师的遗愿作为自己退休之前必须完成的计划：“我们和钟老师有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计划，为了这个目标，我要一直干到退休，把西藏的种子库完善，把青藏高原整个高原面上的植物，我想把它弄全了。”

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承担起了兴建生物学实验室、继续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他的师妹、另一位钟扬老师的博士生德吉老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我博士毕业之后，总想着慢慢来，不懂的可以问老师，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可是自从老师走了之后，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放松了，不能让老师失望了。钟扬老师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精神支柱。以前我每次上理学院的三教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抬头看墙上，因为墙上挂着老师的照片，总会看着老师的照片掉眼泪。但是现在，每次上那个楼梯，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干了什么，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也是在跟老师说话。老师永远在那里，看着我们完成他的心愿。”。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