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融媒体文艺栏目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
本期见证人：莫言
黄维、宋子节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莫言笔耕不辍，他将作品中描绘的乡土风情与灵动的想象力相结合，开启了当代小说一个新的审美时期，将中国故事带到了世界文学的舞台：“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清晨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焕发着蓬勃朝气。在国际写作中心的大厅，莫言从茶水间走出来，手里提着一把玻璃茶壶，看见提前到达的记者，他微笑着打了招呼：“你们先坐，我还有一小时的写作，我们九点准时开始。”然后走进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没有踌躇满志的神情，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莫言的脸上始终带着宠辱不惊的淡然。这种平静甚至让人一瞬间忘记了他的光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最终成为第一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瞩目的舞台中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人民网专访莫言，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四十载峥嵘岁月，品读中国作家笔下的新时代改革荣光。
“感动过我的中国故事，我也希望感动所有读者”
人民网：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您当时作了一篇8分钟的演讲——讲故事的人。您认为，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赢得世界的认可？
莫言：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故事实际上是在讲述中国人民、中国历史、中国生活。在中国历史、中国生活中发生过的、感动过我的故事，我也希望能感动所有的读者。这个故事是我、我的家人们、我的乡亲们的亲身经历与个人经验所成的故事，或是我在个人经验和他人故事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故事。这些故事根源都是中国的历史生活和当代生活。而当代生活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中国的历史生活的延续。我要做的，是将这些人的品质公之于众。因为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人民网：有人说，当作家写了一个人，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在您的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鲜活的人物，比如《透明的红萝卜》里面的黑孩子，比如《蛙》小说里面的乡村医生姑姑，都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您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有什么诀窍吗？
莫言：当年汪曾祺先生曾转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话——小说要贴着人物写，用故事塑造人。如何写好人物呢？就是从细节入手，从生活取材。比如在写《透明的红萝卜》时，小黑孩晚上坐在铁匠炉边，一边拉着风箱，一边烧烤萝卜，入迷地看着铁匠炉上蓝色的火苗在神秘地跳跃。这就是取材于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而《蛙》中姑姑的形象则是借助他人的经验与自身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因为姑姑是我来到世上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她。即使她不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中也能勾画出她的影子。可以说作家的心理感受领域宽泛，在个人经验基础上对他人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发挥的空间。
2012年，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言
人民网：塑造小说人物的核心是什么？
莫言：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考察。日常生活中，人性所展现出的细节变化会激活作家关于小说创作的心弦，使它颤动并奏出声音，带来创作的灵感。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在着力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因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
人民网：福克纳笔下的“故乡”始终保持同样的风貌，而您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却像一个人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成长变化，仿佛有生命一般，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莫言：国家的进步带动着每一片土地的变迁，而文学的笔正是要紧紧相随，如实记录反映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为高密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站在高密的土地上，我能敏锐地捕捉时代进步的足印，听见时间前进的声音。
高密是我记忆当中最丰富的生活基地。前年我回高密时，发现我的小学同学正在马路上熟练驾驶挖掘机。一个没有文化背景的妇女竟能熟练地驾驶挖土机在路边挖坑？这让我感到很震惊。而且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过去——在农村，60多岁的老太太的腰拱得像鱼钩一样，走路拄着拐棍，气喘吁吁。但现在，我的同学还在意气风发地工作。这就是可观可感的进步。时代一直在不断前进，生活中处处存在这样的小细节，会令人兴奋。
人民网：近两年您先后发表了戏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作品形式从小说逐渐向传统戏曲转变，这中间有怎样的考虑？
莫言：之所以写戏曲，一方面是感恩家乡地方戏对我的文学创作与艺术风格形成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对于最重要的民族文化宝库进行学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离不开戏曲。它曾是老百姓学习历史、培育道德的最重要的课堂和教材。戏曲作为一种艺术的基本形式，是长盛不衰的。因为戏曲虽然不能让观众直接读懂角色的内心活动，但是能够通过白描表现人的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小说和戏曲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都是深入到人物灵魂当中。而我是在用写话剧的方式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手段。
茂腔是我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文化生活。每年春节，一看到茂腔戏就感到欢天喜地，成为一个剧作家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前天晚上我还到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场老家诸城的茂腔戏。继续写地方戏，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笔，继续为传统文化拾柴添薪，让它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记者手记｜听莫言“讲故事”：高密东北乡 永远的文学地标
记者 黄维
七月骄阳似火。
虽是清晨，暑气却开始蒸腾。八时刚过，莫言走进北师大莫言国际写作中心的办公室，沏上一壶茶，开始静静写作。屋外绿树摇曳，阳光透过枝叶洒下点点金光，为炎炎夏日带来一丝清凉。
不一会儿，屋里传来阵阵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我们则在旁边的会客间里调光布景，轻手轻脚地做着访谈前的准备。
北师大莫言国际写作中心会客间
正当一切布置妥当，莫言也来到了会客间，穿着一件橘红蓝白相间的格子衬衣，时尚中透着几分文艺范儿。
眼前的莫言，与名字很相符，沉静温和，话语不多。
访谈前，我们简短闲聊，说起2012年的那个冬天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在瑞典学院发表八分钟的演说，我们在北京彻夜直播报道；说起四年前他与美国90后青年作家桑顿的那场精彩的文学对话；也说起他与我们报社工作的老乡领导的交往点滴。他破颜一笑，距离一下拉近了。
访谈就此开始。文学与故乡的话题立刻让这位看似不善言辞的作家变得健谈起来。他静静地给我们讲述他起起伏伏的文学创作生涯。
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莫言十分感激童年那段“用耳朵阅读”的时光：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在家，只能一个人在草地上放羊，听得最多的就是蒲松龄的神鬼故事和各种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莫言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回忆起这段童年生活，他感慨万分：“故乡高密对我特别重要，因为那里是我的童年所在，也是我记忆中最丰富的一段生活基地。”
莫言接受人民网文化频道专访
说完，他停顿了几秒，没有说话，随后笑了笑，“如果当年我按部就班，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现在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感觉到这样一种获得，真是幸运。现在我如果和我的外孙女讲，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放羊，我想她会很羡慕，‘我也要放羊，我也不上学了’。”讲到自己的外孙女，莫言的嘴角浮出笑容。
聊到最喜欢的作家，莫言直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作家，一个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一个专注于描写自己的家乡，让他惊讶地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
他坦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他这样一个作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漂洋过海的外国文学作品让他开阔了视野、激发了灵感：“我最早阅读前苏联的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经典的小说，慢慢地扩展到像批判现实主义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阅读，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了对法国的雨果、大仲马的阅读，真正接触到欧美现代派的文学还是到了1984年左右。中国的年轻作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外国作家就是像马尔克斯、乔伊斯、海明威等这些作家。”
莫言为人民网文化频道题字
改革开放四十年，也给莫言的家乡带来巨大变化。莫言表示，故乡的变化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影响：“我最近发表的小说中的人物，已经跟我过去小说中的人物不一样了。当然，不可能是完全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新。”
说起家乡，气氛变得轻松愉悦起来。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今天发生在高密有趣的故事：说他近年回乡时看到60岁的小学同班女同学居然学会开挖土机的故事；说高密东北乡的几个年轻小伙通过网络物流调拨着北京市场猪肉的故事；说《红高粱》外景地孙家口一个农民家的小孩成为了年轻的数学家的故事……一段段小故事，细节鲜明，趣味盎然。
21岁当兵至今，莫言已在北京生活多年。直到今天，最爱听的依然还是茂腔戏，最爱吃的还是老家的煎饼卷大葱，虽然自己的本子被人艺和空政都搬上舞台了，但莫言最喜欢的娱乐消遣就是家乡的茂腔，这不，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起前两天在梅兰芳大剧院看的茂腔戏《失却的银婚》。
莫言与记者合影
访谈最后，我们问莫言未来还有没有想写的题材？
“写诗歌、编戏曲，未来我还要写歌剧、童话，尽量多尝试一点。”莫言笑着说，当然最终肯定还要回归老本行——写小说。不过题材先保密，唯一透露的一定还是属于他的文学地标——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不过，小说中的高密东北乡已是一个被延伸的概念，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我将广阔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很多故事都融汇到东北乡中，这更多的是一个文学性的区域。”